當科技等於權力, 傳統階級結構的崩塌

作者 | 發布日期 2016 年 10 月 26 日 13:32 | 分類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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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科技或者技術不再中立,我們是否應該重新思考它與人們的關係?「科技當為人民所用,並讓人民在對技術的選用、掌握與熟悉中,獲得對科技的主動權,以及面對當代生活的真實自信。」印度「人民科學運動」的核心人物文諾‧瑞納說。



如果科技就是權力,那麼,它是否應該──至少有一部分,應該要屬於基本人權的範疇?印度的「人民科學運動」(People’s Science Movement,PSM)是這麼相信的:科學與科技是基本人權。科技是為了底層者的生活存在,而非為了有勢者存在。

「人民科學運動」將科技視為一種「賦權(Empower)」。組織者以村落或社區為單位,和居民共同討論什麼樣的科技能實質改善生活。這些新科技的應用範圍,涵蓋了飲水、衛生、教育、農業生產,甚至包括社區的管理制度與工具。

舉例來說,印度喀拉拉邦的居民,就自決討論出當地適合使用的農業科技、機具及種植方式。他們拒絕了西方提供的基改種子,而採用更自然在地的種植源頭,這樣,喀拉拉邦基改作物的比例,比起類似種植條件的地區低上許多,也讓他們獲得更好的健康與長期的收入。「科技該為人民所用,並讓人民在對技術的選用、掌握與熟悉中,獲得對科技的主動權,以及面對當代生活的自信。」運動的核心人物文諾‧瑞納(Vinod Raina)如此表示。

印度「人民科學運動」是由下而上、草根式的科技政治參與例子。但另一方面,也有以人民福利與進步之名行管控之實的案例。中國的「芝麻信用」(Sesame Credit)系統,就是從國民的日常、網路言論,分析出他對政府的忠誠分數,進而決定這個人銀行借貸的額度,分數夠高的國民,甚至能在部分醫院享有「先診療後付費」的權力。

而正由於相信科技被強權濫用的可能,某些地下組織嘗試用數位科技直接干涉、影響現實政治。以匿名者(Anonymous)為代表的駭客激進主義者(Hacktivisist),他們於伊斯蘭國(ISIS)展開恐怖行動後,正式與 ISIS 宣戰。匿名者摧毀了上千個 ISIS 相關網站,入侵電子信箱、推特帳號、Facebook 專頁等,對 ISIS 的政治形象與號召力產生極大打擊。

為何數位技術能對既有政治權力構成有效的動搖?

第三波資訊革命前,我們活在一個由加減法構成的線性世界:一個對老闆壓榨不滿的勞工,可能搗毀他身旁的織布機,頂多和其他勞工合謀,搗毀一整個工廠的機具,進行有限的破壞。然而由數位技術主導的社會裡,許多行動卻具有槓桿式的乘數效應。以 DDoS(阻斷服務攻擊)為例,只要有一台電腦,駭客就能藉由攻擊弱點主機,並將這些主機做為後續攻擊的中繼點,在短時間內動員 2n 台電腦對目標進行癱瘓。而像臉書等社群網站,則會在訊息分享超過一定數量後,將訊息以乘數的速度擴散開來;這也是 2011 年突尼西亞民主革命得以迅速串連、推翻應變緩慢的獨裁政府的原因。

在這樣的乘數社會中,似乎,權力迭代的速度會越來越快──數位科技加速了人類歷史的進程,但也無可避免的讓人猜想數位社會的終極形式,它會是一個倡導共善、維護多元的理想國,還是像《1984》所描述的,監控和管制無所不在的烏托邦?

新技術 vs. 舊體制

為何即使公務員上了電腦課、社群行銷進修,政府組織經營的 Facebook 成效總是不彰?原因在於既有官僚結構、冗長的公關審核過程,反映在對 Facebook 要求迅速回應的無效率上,是舊有組織型態與新技術無法相容的經典案例。

當 iPhone 電量 = 生存概率

對許多從敘利亞逃難進入歐洲的難民來說,手邊最重要的物品不是食物和水,而是手機。他們在逃難中用手機來定位地圖、搜尋附近資源並連絡失散親友。英國 BBC 頻道曾採訪一名難民,他說:「手機電池快沒電時,就是我最焦慮的時刻。」

資訊處理能力劃出新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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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街頭的遊民躺臥在待售的商業大樓前,持一支山寨手機,用街區的公用電源、Wi-Fi,便能下載最新的免費遊戲,和無限供應的線上電影。全世界資訊總量的暴增、硬體成本的降低,使任何資訊唾手可得。在未來,社會階級的決定性差異,將從資訊的「獲取」,轉移到資訊「處理」能力的差異。

(本文由 數位時代 授權轉載;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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