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廢料無處可去，才是台灣能源轉型最大的絆腳石。以蘭嶼的低階核廢料處置為例，地方居民長被動接受「連哄帶騙」式的決策過程：補償金成為誘因，卻未能建立長期信任與透明監督；當地居民承擔了國家能源政策忽視少數人的風險，卻未獲真正的共識參與。
前陣子有談到公投後，同意票比率較高的縣市為放置核廢料處置場的選址地點，台灣地狹人稠，跟其他國家比起來，沒有相當的天然資源條件——開闊的土地、穩固的岩層，更別說天然災害頻繁，地震颱風等都會是最終處置場選址設置的考量點。要能打造一處合適的最終處置場，似乎尚未找到解方，那其他國家怎麼做？
最終處置仍然寥寥無幾，條件嚴苛難以達成
芬蘭的 Onkalo 計畫代表深層地質處置（deep geological disposal）的技術典範：在奧爾基盧託（Olkiluoto）以花崗岩為場址，結合多重工程與天然屏蔽（銅容器、膨潤黏土、岩體）來追求極長期的安全性；這個計畫歷經數十年研究、地方溝通與法制程序，並獲國際關注為「首例可能完成的永久處置」。
與此不同，荷蘭採取以中央化、可管理的中期集中儲存為主軸──COVRA，是荷蘭唯一一家負責收集、處理和儲存所有放射性廢棄物的公司，把各類放射性廢棄物集中處理與長期監管，並保留彈性以等待未來更成熟的最終處置技術或政治共識。這種以「百年級」中期管理換取時間與技術/社會共識的做法，在領地範圍小、或地質條件受限的國家具實務參考價值。
台灣要面對的是認清我們現在還無法處理核廢料的事實
把國際經驗映照回台灣，我們可以看到幾項不可迴避的事實：
- 台灣目前尚未有最終處置的確定場址與時間表；
- 現階段的處置多以廠內暫存或集中存放（如蘭嶼），以及各廠推動的乾式貯存為主，這都只是中期或暫時解法，無法替代永久處置的需求。
若不在國家層級迅速制定長期規劃、責任分擔與時間表，核廢料問題將一再成為能源政策辯論中的沈重包袱。
更重要的是治理與正義的問題，國外成功或相對順利推動的案子，並非只有技術突破，往往也伴隨著、且必須有的條件──長期的溝通、補償以外的實質參與機制、獨立監督與分散風險的制度設計。當年的核能發展風風火火地上路，如今還被偷換概念說是乾淨的能源方式，隱藏外部成本卻是台灣所有人民要共同承擔的。
我們好不容易達成了核電歸零的目標，能源轉型的路途正在向前邁進，筆者認為，核電重啟不僅是將議題泛政治化，更是一種不顧下一代人生活與生存權益的決策。核廢料放在離島或外島也許是個方法，但在技術跟利害關係人溝通說服尚未達成前，貿然重啟核電只是加速事情嚴重性的決策。
我們需要乾淨的能源，犧牲少數人的權益，也許是不得不的解決的方式，至少要把傷害降到最低，而不是誰天生比較倒霉。
（首圖來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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