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打巨星李小龍的名言，Be water，貫穿這場香港反送中運動。群眾如水一般，無所不在，來去自如。
即便歷時超過百日（第一場反送中遊行在 3 月底），8 月 18 日，整日滂沱大雨，仍有 170 萬人上街。港人真的如水一般，雙腳泡在雨水裡，從維多利亞公園流向銅鑼灣、流向灣仔，再往金鐘方向滿去。
這場運動，沒有明確領導組織、無人可代表群體發言，群眾更反對「大台」（香港話指領導人、組織）。即便如知名港星何韻詩、雨傘運動領導人之一的黃之鋒等人，此次經常公開發言，都拒稱自己是「大台」。
參與者不是聽誰的一聲令下來行動，而是利用新科技工具與網路平台，彼此號召、分工。「我們只有一個大台，就是（香港特首）林鄭月娥，」8 月 16 日，學界反送中晚會現場，17 歲的香港少女琦琦說得義憤填膺。
但，一場參與者動輒破百萬人的群眾運動，沒有系統性的物流、人流，甚至金流系統，卻能持續數月，可能嗎？
「怎麼發展出可以運作的狀況？這個必須要參與其中才能體會，但每個人也都只看到一部分而已，」香港議員朱凱迪坦言，身處其中的他，仍只看懂一部分。
每天 4、5 組人在台帶貨
百萬裝備，靠匿名者進香港
我們在台北水源路、環河南路一帶的「五金街」，發現其中「一小部分」，開始追蹤。
台北的五金街，在過去幾週內，成了反送中物資供貨點。當香港境內因持續抗爭，口罩、護目鏡、濾毒面罩開始短缺，港人轉而直接或間接透過台灣朋友來此「帶貨」。
隨意踏進太原路上一家五金店，不需開口，光用手比出面罩動作，店家就一目瞭然：「要防毒面具？去裡面找那個小姐，她會幫你處理。」
店家們已習慣，一天內有 4、5 組香港或台灣客，來買平時只在工地使用的護具配備。有人一開口就要 5、60 套，幾乎等同店家半年、一年內的進貨量。「我哪來這麼多貨，一次才叫十幾組！」一家太原路五金行老闆娘搖頭說。
因為需求太大，採買者甚至找上經銷商大量採購。當「監工十多年的作家林立青，對工地配備熟門熟路，偶然受香港朋友之託，從一次代訂 3、5 組，到如今一次購買幾十萬的貨，意外成了台灣最大物資供給站之一。
就在 818 大遊行前夕，台灣有團體與個人已蒐集金額近百萬元的「裝備」打算送到香港前線。但林立青透露，他與朋友只負責代購，如何把物資運送到香港，又換另一群連他也不認識的「匿名者」接手。
救護站、黑警在哪全都露
加密軟體讓人人都變收發站
台灣五金店，不過是這整個無大台運作系統中的「冰山一角」。
走在香港遊行現場，隨處可看到街邊轉角，有人擺起「愛國五金」物資站；有人穿著黑衣、搬著瓶裝水，就從大樓竄出。遊行隊伍裡，群眾總知道哪裡有救護站，哪個地鐵站、公車線暫不開放；甚至，他們知道何時有警察或黑警嫌疑人出沒，較危險、須避開。
原來，他們手機裡的加密通訊軟體 Telegram 中，有各種群組推播即時訊息。還有人利用 Google Map 做出外掛的「抗爭地圖」，由匿名者提供所在地各種資訊；當有人發出衝突警示、物資需求等，就有人在 Telegram 上發出載運物資、送人返家的資訊，有意者自行前往集合。
Telegram 讓所有匿名參與者，在無組織、領袖情況下，人人成為訊息發送與接收站，自然的形成一個服務支持網路；同時，因為匿名，參與者更放心的貢獻點子與發揮創意。
例如，為了舉辦今年 8 月初一場晚會，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張崑陽，多次與知名連登仔（註：如台灣 BBS 站批踢踢）「我要攬炒」團隊聯繫，但他從來「只聞其聲不見其人」，不知道對方是誰。
但他毫不在意。「說實話，我不太需要知道他是誰，不知道就不知道，這很符合我們現在香港人的感覺：沒有大台，大家不知道彼此身分的時候最安全，每個人才能發揮與貢獻更多。」
然而，需要高度縝密計畫的「勇武派」（指防護裝備齊全、抗議手段較激烈的一群），也有一個較封閉的平台。
一位抗爭者曾與《商周》記者分享一個製作精良的網路介面，上頭是「勇武派」組織分工：除了抗爭實況地圖上標誌警察、自己人、安全屋位置外，還有警車車號名單、前線與後勤如何任務分工。但當行動結束隔天，記者再打開該網頁，整個介面已消失無蹤。
「這些地圖有時在重要時刻，才會出現，」張崑陽說，「這跟 be water 一樣，一下出現，一下消失。」
如果 Telegram 是抗爭者即時橫向聯繫的工具，香港的連登，則是塑造運動論述、風向與溝通的大平台。
大平台「連登」包容性強
可快速修正運動、隨時補位
「連登就像是『公海』，把所有人聚集起來，人人可表達意見；香港 18 區，可能就有 18 個公海，裡面上萬上千人，依照各種不同主題再去分工，各自透過 Telegram 聯繫，」朱凱迪解釋了連登與 Telegram 的不同功能。
他分析，連登原是較激進的平台，但這次卻「比過去都包容」，「聲音非常多元，以至讓連登產生對運動快速修正的機制」。
例如，今年 7 月 1 日群眾衝入立法會，是無計畫性的行動，因此當下很需要有人解釋行動意義；結果幾小時內，連登就出現 3 篇占領立法會的宣言，同時產生如今反送中的 5 大訴求。「確實是有一些有想法的人先起頭，但從想法到落實，不是幾個人可以決定的，都要在連登上看群眾支持度如何。」他說。
「運動是會不斷犯錯的，現場的人有時候會做過頭，但馬上會有人透過連登『修正、補位』，連登就好像變成一個生命體自己發展，」朱凱迪認為，連登也有「性格」，如可能基本上較重視港人與國際訊息，忽略中國政府的宣傳論述等。
又如，在歷經 8 月 13 日抗議者揍毆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記者的意外事件、中共官媒不斷釋放武警駐紮深圳恐嚇影片後，連登討論串也呼籲 818 遊行走「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路線，讓當天行動平和落幕，未爆發激烈鎮壓與流血衝突。
「沒大台，起碼在初期讓中共很難掌握它（反送中運動），看不懂，只能說這是有外國勢力在操控啊！」朱凱迪說，廣東話有句俗諺「盲拳打死老師傅」，就是這種出其不意，讓《送中條例》被擋下來。
中國與香港政府看不清也不懂如何應對這種新抗爭模式，部分港警甚至貶抑穿黑衣的抗爭者，如昆蟲一般，是殺不死的「曱甴（蟑螂）」。
「我們是殺不死的蟑螂！」
抗爭者不受支配、集體分工
但其實，我們確實可從生物學角度來看懂這場運動如何運作：抗爭者就像是一群螞蟻或蜂群；運動 5 大訴求，則扮演蟻后或蜂王的角色，驅使蟻、蜂們持續追尋、動作。
螞蟻或蜜蜂，被生物學家稱為「社會性昆蟲」，具有「真社會性（ Eusociality）」。此概念由美國生物學家巴特拉（Suzanne Batra）提出，用以描述蜜蜂築巢時互相合作、勞動分工猶如人類社會，甚至會保護弱小一代；蜜蜂們因為「想要達成某些事」，如採蜜、換巢，能在看似無人指揮情況下，做出協調一致的行動，形成一種無大台的集體支配。
如果把抗爭者看作蜂群、蟻群，Telegram 就像是昆蟲的費洛蒙和天線，藉此串聯溝通；雖然沒大台，但大家卻為了達成共同目標而採取一致行動、集體分工，甚至抵禦天敵如警察，即便被「殺蟲劑」如催淚彈噴殺，巢穴仍會持續孵化、持續繁衍。
在香港抗爭現場，你經常會聽見「攬炒」一詞。
「就是抱著一起死，玉石俱焚的意思，」17 歲少女琦琦，在充滿「我要攬炒」口號聲的現場，對《商周》記者說，「當蟑螂也好，我們就是殺不死的蟑螂啊」。
這場動輒可集結逾百萬港人的長期抗爭，已在國際公民社會上，重重留下一筆。它是數位年代群眾行動「O2O」（線上線下串聯）一場最豐富的展演，但，別忘了能夠驅動群眾的，必是人性永恆的渴望，一如香港人這次搏的：民主自由。
（作者：管婺媛；本文由《商業周刊》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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