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為全球製造業和科技業主導國，對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影響力大幅上升，引起美國高度警覺，「制定國際標準」成為美中在新興技術領域激烈博弈的又一關鍵戰場。
美國國會協商委員會正就參眾兩院通過的兩項科技投資法案進行協商。無論參議院去年6月通過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還是眾議院2月通過的《美國競爭法》（America COMPETES Act），都包含技術標準領域如何對付中國挑戰、發揮美國影響力的重要條款。
《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指出，中國2015年曾公布《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方案》，旨在擴大中國標準制定影響力的改革方案，意將中國建成標準強國。這份改革方案提到，2016年前中國完成主導和參與制定國際標準的數量達年度國際標準制定總數50%；2020年前，承擔國際標準組織技術機構和領導職務數量顯著增多，「邁入世界標準強國行列」。
《美國創新與競爭法》強調，美國新興技術標準化對經濟競爭力至關重要，聯邦政府應確保和跨聯邦機構的協調與合作，支持私營部門利益相關者主導新興領域的國際討論。《美國競爭法》更明確要求政府支持、鼓勵國際標準組織「採用美國制定的技術標準」，並「支持美國參與國際標準制定」。
此外，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受美國政府委託，去年11月通知，公開徵求民眾對「中國在制定新興技術國際標準的政策和影響力問題」意見，以幫助政府在如何「採取措施減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影響，並加強美國公共和私營部門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機構」等方面做決策。
《通知》說：「中國標準2035」很可能以中國製造2025為基礎，是政府和領先科技公司為新興技術領域制定全球標準的藍圖。
中國從2018年開始著手制定《中國標準2035》，以便抓住全球性新興技術標準成形中達成所謂「換道超越」良機。
現代經濟中，產品甚至品牌往往認為不是最重要。引領產業發展最重要的因素，是確保世界各國日新月異的各類技術和設備能相互操作溝通的業界技術標準。誰的標準受認同，誰就是遊戲規則制定者。沒有標準可能意味只能跟在別人後面學，且還要繳納如授權費、專利費等高昂的各類學費。中國頗盛行的通俗說法稱，三流企業做產品，二流企業做品牌，一流企業制定標準。
卡位標準組織
令許多觀察人士不安的是，北京利用國家體制和政治影響力，在電信和人工智慧等各種先進領域制定規範。
上星期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發起的討論會，專家指出科技突飛猛進和世界數位化意味，業界技術標準的制定不僅事關下一代技術發展，也具深遠國際政治意義。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PI） 負責國際安全和外交的副總裁丹尼爾·拉塞爾（Daniel R. Russel）指出，標準制定涉及潛在國家安全優勢問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要大力提升「國際話語權」。曾任美國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的拉塞爾說，讓其他人使用你的標準不僅是用你的產品，可收取而不是支付專利稅，還有很多其他好處，包括提供結構性先發優勢，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壟斷產品或服務類別。
他說：「這就是為什麼過去十年左右，中國政府一直努力遊說讓中國公民在國際標準組織擔任許多關鍵角色，向各類標準制定國際會議派出大批政府代表團投票。」
國際電信聯盟（ICU）、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和國際標準組織（ISO）是全球公認的三大國際標準化組織，但兩個組織的最高領導人均是中國人。另一國際標準化組織上一位主席張曉剛，也是前中國業界組織領導人。
成立於1865年的國際電信聯盟，是通訊網路互通、全球無線電頻譜和衛星軌道劃分等領域的標準制定者，手機打電話、上網、發送電子郵件等都受益於國際電聯。中國人趙厚麟2014年開始一直擔任秘書長。
另一國際標準化機構國際電工委員會（IEC），負責電氣工程和電子工程領域的國際標準化，目前主席是前中國國家電網有限公司董事長舒印彪。
據華為公布的文件，截至2020年底，華為在全球600多個標準組織、產業聯盟、開源社區、學術組織，擔任超過400個重要職位，累計提交標準提案超過65,000篇。
標準制定政治化
哈佛大學貝爾弗中心網路研究員朱莉婭·沃（Julia Voo）說，美國和盟國以往並沒有在國際組織投入大量精力，他們對標準制定的理念是留給各個利益相關方的團體和行業，但中國則不同。她在這次亞洲協會組織討論說：「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各層面都發揮領導作用，努力提出新標準。」
為了確保新興產業的技術標準不被中國主導，歐盟2月宣布對行業標準系統實施一系列改革。歐盟新聞稿說，今天標準成為全球性的重要問題。其他地區正在透過更具戰略性措施加強全球足跡，歐洲標準化體系亟需發展以應對這些挑戰。歐盟委員會內部市場專員布雷頓（Thierry Breton）宣布提議時說：「需要確保我們不只是標準使用者，更需要成為標準制定者。」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科技專家詹姆斯·劉易斯（James Lewis）說，歐洲國家也在努力追求技術主權和數據主權，且某種程度上不僅中國，美國也是如此，但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價值觀更接近。雖然歐洲擔心中國也擔心美國，但美國和歐洲更容易達成協議，這對中國來說是個大問題。他對美國之音說：「這是因為黨在中國的中心作用。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有中國共產黨，僅這點就會產生問題。」
德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研究員蒂姆·魯利格（Tim Rühlig）說，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不同點在於制定標準政治化。他說：美國和歐洲的制定體系通常也有差異，但至少是由私營部門制定，中國確實不是這樣。他在討論會強調，對美國和歐洲國家來說，技術標準本質上是為了創造可互操作性，為創新和競爭技術提供某種基礎，但中國技術標準是國家競爭遊戲的一部分。他說：「所以（中國的）產業政策、國家政策直接嵌入標準化議程。」
（本文由 美國之音 授權轉載；首圖來源：Flickr/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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