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明明靠貿易逆差打造美元霸權，為什麼川普卻想終結逆差？

當今的國際貿易與金融秩序中，貿易逆差常被視為經濟失衡的象徵，但對美國而言，這卻是一套被精心操作與制度化的「不對稱秩序」。自 1970 年代以來，美國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非但未削弱其國力，反而透過一套由美元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將赤字轉化為自身優勢。這背後是一段錯綜複雜的歷史轉折：從高關稅的工業國、到布列敦森林體系的設計者，再到今日的全球金融霸權，美國如何將「逆差」變成「力量」？又為何其他國家在美元體系下，往往別無選擇，只能將盈餘回流投入美國市場？

從順差強國到逆差常態

大家都知道，美國是一個貿易逆差國，但這並不是美國歷史的常態──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美國長期維持貿易順差，特別是從1870年代到1970年代，美國貨品貿易每年平均有約1% GDP的順差。這段時期美國藉由高關稅保護工業發展，同時於二戰後主持建立布列敦森林體系，將美元與黃金掛鉤成為全球結算儲備貨幣。然而，隨著美國在越戰時期出現龐大財政赤字並引發通膨，這套金匯本位制在1971年前後布列敦森林體系瓦解後，美國貿易收支急轉直下，在1970年代初開始出現經常性逆差。

進入20世紀末期，美國貿易逆差日趨擴大並成為常態。例如，2022年美國貨品與服務貿易逆差擴大至9,481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美國對外進口需求強勁，從他國購買大量汽車、電子產品等消費品，而美國出口雖也成長但仍不足以抵消進口額。美國龐大的市場消化了全球各國的商品，使其長年處於淨進口地位。

▲ 貿易逆差逐步擴大，但在與中國貿易戰的當下，每年減少了300多億美元的逆差。（Source：Statista）

關稅政策的演變與貿易格局

19世紀至大蕭條時期，美國主要奉行保護主義，採用高關稅壁壘扶植本國工業。然而二戰結束後，華府轉變方針，領導推動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談判，逐步降低關稅、開放市場，以重建戰後經濟體系並鞏固盟友關係。在美國的倡導下，全球貿易自由化加速發展，各國關稅水準自1970年代起顯著下調。美國放棄過去封閉策略，轉而以開放市場換取美元的國際角色。隨著關稅降低和匯率自由浮動，美國對外貿易迅速增長，逆差也在此過程中形成。1990年代後，冷戰結束及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崛起，廉價進口湧入美國，進一步拉大了逆差幅度。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美國再度出現關稅政策轉向的跡象。2018年起，川普政府以縮減逆差為訴求對鋼鐵、鋁和中國商品大舉加徵關稅，試圖壓制進口、促進製造業回流。然而，經濟學家指出，片面提高關稅未必能根治結構性逆差，反而可能擾亂全球供應鏈並削弱美元做為全球貨幣的信心。華爾街日報曾分析稱，只要美元仍是世界主要儲備貨幣，適度的美國貿易逆差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權衡。換言之，美國長期逆差部分源自美元在國際體系中的特殊地位，而非單純因他國不公貿易所致。

美元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戰略

美元能憑藉美國經濟實力、戰略操作維持其霸權地位，其中一個關鍵事件發生在1974年：面對石油危機引發的巨額石油進口逆差，當時的美國財長西蒙祕密出訪沙烏地阿拉伯，達成了被稱為「石油美元」的協議。美國同意購買沙國石油並提供軍事援助，換取沙烏地將石油收入再投入美國國債，為美國擴大的財政與貿易赤字提供資金。此後，中東產油國石油大多改以美元計價、並將盈餘資金存放於美國資本市場，穩固了美元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核心地位。

美元霸主地位使其幾乎成為全球交易的同義詞：即使不再與黃金掛鉤，各國仍普遍信任並使用美元。2019年，全球近90%的國際貿易使用美元結算；美元在國際支付和金融交易中的份額遠超其他貨幣。這種現象被稱為美國的「超級特權」——意指美國可以透過發行全球通用的貨幣從中獲益。比利時裔經濟學者特里芬（Robert Triffin）早在1960年代即預言，美元做為儲備貨幣會使美國不得不提供全球所需的流動性，也就是經常項目逆差。他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指出，若美國不繼續提供足夠的美元流動性，世界經濟可能因缺乏儲備而陷入緊縮；但若美國逆差過度，美元信用又將受損。這一兩難被稱為「特里芬難題」，道出了美元體系下逆差與國際流動性供給的內在聯繫。

外匯存底與美債：逆差資金的迴流

美國長期貿易逆差並未造成資金外流枯竭，反而透過美元循環形成了一種特殊平衡：美元流出美國購買他國商品，隨後又以投資形式流回美國。各國中央銀行將貿易盈餘累積為外匯存底，而美元通常占據存底的大宗。截至2024年，全球官方外匯存底約有60%以美元計價，總額約7兆美元，遠超其他任何貨幣。為了妥善運用這些龐大美元資產，各國往往選擇購買美國國債等美元計價金融產品，以確保資金安全與流動性。這意味著美國可以源源不絕地從國際資本市場獲得低成本融資。

而外國投資人持有大量美元後需要安全便捷的管道存放，因此美國國債成了首選標的，大量的海外需求有效壓低了美國長期借貸成本。換言之，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為美國政府提供了融資紅利，美國得以在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的情況下仍享有較低的利率環境。

在此機制下，美國的貿易逆差反而鞏固了其金融優勢地位。以中國為例，過去數十年對美貿易順差使中國累積了逾 3 兆美元的外匯存底，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投入美國國債（但近年來逐步減持）。日本、德國、石油輸出國等也將對美貿易盈餘轉為對美國的資本輸出，紛紛持有數千億美元計價資產。對美國而言，這些來自全球的資金迴流支撐了華爾街資本市場的繁榮，填補了國內儲蓄與投資缺口，同時鞏固了美元在國際金融中的主導權。美國不僅可以輕鬆為自身巨額債務融資，還能憑藉掌控全球最大債券市場和支付清算體系，對國際經濟施加影響力（例如對特定國家實施金融制裁）。

逆差支撐美國經濟領導地位

儘管巨額逆差在一般觀感上屬於經濟弱點，許多國際經貿專家卻認為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實力與優勢。世界貿易組織（WTO）前總幹事拉米就直言，「美國的貿易逆差其實是實力的象徵，因唯有美元強勢稱霸才能支撐這種逆差」。正因全球對美元的信心和需求，美國才能長期大量淨購買他國商品而無須擔憂支付問題──實際上美元霸權近乎壟斷的地位，許多貿易夥伴國賺取美元後別無他途、只能再投入美國投資，反而助長了美國的經濟實力。彭博經濟研究也指出，美國的貿易逆差與其說是被他國占便宜，不如說是在增強美國自身的經濟影響力。透過充當「全球消費者」，美國為世界各國提供了商品與資金的出口市場，自己則在此過程中鞏固了金融霸權。

此外，美國長期逆差換來的是全球對其市場和貨幣的依賴，這也成為美國地緣戰略的有力工具。例如，冷戰時期美國容許盟友對美順差、累積美元資產，以支持盟國經濟發展並鞏固共同對抗蘇聯的陣營。美國開放的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是外交工具，增進了他國對美國經濟的依存度；反過來，這種依存關係賦予了華府巨大的談判籌碼：美國可以運用關稅、制裁等經濟手段影響別國政策，而對方往往因仰賴美元體系而有所顧忌。總體而言，貿易逆差與美元霸權形成了一種共生關係，美國透過逆差輸出美元，換取了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主導地位和靈活性。

逆差下的結構性隱憂

但這樣的結構也並非沒有任何隱憂，不少經濟學者對美國長期巨額逆差持警惕態度，認為這種「美元霸權」為主的全球經濟模式、給美國自身帶來了結構性隱憂：其中一大擔憂在於產業空洞化、工作機會減少。由於長期依賴進口，美國製造業競爭力相對削弱，工廠外移導致本土中產階級工作機會減少。由於美元做為儲備貨幣的高需求、進而推升了美元匯率，長期偏強的美元降低了美國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導致美國製造業在全球產值中占比下滑，進口依賴進一步加深，形成惡性循環。從這個角度看，貿易逆差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美國國內儲蓄不足、消費過度和產業政策失衡等問題，而非全然值得慶賀。

同時，巨額對外逆差也導致著美國外債不斷攀升。多年累積下，美國已成為全球最大債務國之一，不少人擔心債臺高築終將削弱國力。儘管以美元計價的債務可以透過美聯儲貨幣政策來調節，但若有朝一日國際投資人失去對美元資產的興趣或信心，美國可能面臨融資困難和匯率波動的風險。

加拿大皇家銀行的分析報告指出，美國長期享有的儲備貨幣特權正在減弱，繼續擴大的債務與逆差已令邊際效益遞減、代價漸增。隨著聯邦債務存量升至GDP的120%以上，未來繼續大舉舉債和擴大逆差的空間可能受限。一旦國際投資者開始大規模多元化儲備（例如增持歐元、人民幣資產），美元需求下降將使美國面臨利率上升和貨幣貶值的壓力，動搖其經濟根基。  這種隱憂也成為2025年的美國政治焦點，尤其是總統川普第二任期就是基於這個結構性隱憂、而產生了他的全球關稅壁壘這樣的激進政策。川普認為長期貿易逆差侵蝕了美國的工業基礎、特別是對中國這類製造業為主的國家，這樣的逆差讓美國「喪失了財富與工作」。所以他認為透過關稅壁壘、貿易談判、鼓勵製造業回流來扭轉逆差，試圖重振美國的「製造業榮光」。川普的立場背後，是對美元霸權帶來的「不公平代價」的質疑——在他看來，美國過度依賴全球對美元的需求，導致國內產業被犧牲，藍領階層的生計被置於風險之中。儘管其政策效果與爭議並存，但川普的訴求反映了部分美國民眾對逆差模式的不滿，凸顯了美元霸權在國內引發的階級與經濟分歧。

▲ 美國的貿易逆差與貸款赤字占GDP百分比。（Source：wiiw.ac.at）

美元體系下的雙刃劍

美國處理長期貿易逆差的歷史經驗來看，對美國而言的逆差並非純然弊病，也可成為塑造國家優勢的工具。透過輸出美元、吸納全球資金，美國將持續數十年的貿易逆差轉化為支撐自身的金融力量，維持了美元在國際經濟中的主導地位、美國做為超級強權的經濟影響力。

然而，這模式一方面賦予美國「借別人錢過好日子」的特權，另一方面也積累了產業流失和債務膨脹等長遠風險。近年來，美國聯邦債務上限爭議的頻發，更為這一模式增添了不確定性。每逢債務上限談判，華盛頓的黨派僵局不僅暴露了美國對舉債依賴的脆弱性，也讓全球投資者對美元資產的長期穩定性產生疑慮。2023至2025年間，債務上限危機多次將美國推向違約邊緣，雖最終總是靠增加債務上限化解、卻逐漸動搖了市場信心。若未來這類爭議持續發酵，或國際社會加速多元化儲備，美元的獨霸地位可能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川普想要解決這樣的問題，但卻沒有在審慎思考的狀況下，就打算開啟全球性的貿易壁壘、導致各國對美元的信心瞬間滑落，因此導致川普不得不暫停對全球多數國家的關稅壁壘，僅維持對中國的高關稅，試圖以談判重塑貿易格局。此舉短期緩解市場對美元信用的疑慮，卻也為美元霸權增添變數──現在市場擔心，若90天談判無果，關稅重啟可能引發報復，推高美國通脹與債務壓力，連同債務上限爭議的陰影，可能動搖投資者信心。中國的對抗與盟友的疏遠，亦可能加速去美元化趨勢，川普想要再起戰端，就必須要多審慎思考後果。

身為美國總統，想做就做可能是一個極度危險、也可能會影響全球經濟的危機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