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 AI 改寫經濟規則，如何設計更公平的賽局？

人工智慧正在快速改寫經濟運作的基本規則。從企業如何生產、如何做決策，到財富如何被創造與累積，AI 都讓速度變快、規模變大。對法律制度而言，這不是單純的技術進步，而是一場「遊戲規則改變」的時刻。

因為法律制度本來就是用來處理競爭、分配與風險的制度設計，而AI恰好同時衝擊這三件事。當市場開始出現高度集中、當財富流向少數人、當多數人卻要承擔轉型成本，法律若仍假設市場會自然調整，反而可能失去功能。

換句話說，問題不是AI該不該發展，而是當經濟規則被重新書寫時，法律是否能及時調整，確保競爭仍然公平、制度仍被信任，讓市場不是只剩下少數人的勝利。

當AI讓強者愈來愈強，法律要不要出手讓競爭更公平？

在AI時代，競爭不再只是「誰的產品比較好」，而是「誰能長期負擔資料、算力與技術門檻」。這讓競爭法（Competition law）面臨一個新的挑戰：如果市場不公平不是因為有人作弊，而是因為起跑線差距過大，法律還要不要介入？在台灣，這類市場競爭問題主要由《公平交易法》規範，其立法目的正是防止市場力量過度集中，確保競爭機會不因資本或技術門檻而被封死。當AI讓資料與算力成為新的競爭關鍵資源，公平交易法是否也應隨之調整，成為AI治理的重要一環，值得進一步思考。

傳統競爭法關心的是壟斷、價格操縱與不公平交易，但AI帶來的問題更像是「進場門檻過高」，讓新創或落後者連參與比賽的機會都沒有。這種情況下，如果法律仍堅持完全中立，反而等於默許強者持續累積優勢。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便警告，若缺乏治理，AI可能造成先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再度擴大。

從法律角度來看，這已不只是產業競爭問題，而是市場秩序是否仍符合「公平競爭」這個基本原則。法律的角色，或許不是阻止企業變大，而是確保規則不會讓後來者永遠沒有翻身的可能。

AI創造大量財富，制度要不要想辦法讓更多人受益？

AI帶來的另一個重大衝擊，是財富創造速度與集中程度前所未見。當企業能用更少人力創造更高利潤，原本建立在「人有工作、就有稅收」這個前提上的制度，就開始動搖。稅制不只是政府收錢的工具，而是社會成員彼此承擔責任的制度安排。

如果AI讓勞動所得占比下降，卻沒有相對應的制度調整，是否等於讓部分人享受成長成果，卻由整個社會承擔風險？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指出，AI若擴大富國與窮國的差距，後果可能外溢為安全風險與移民壓力。這提醒我們，分配問題從來不是「私人的事」，而是公共治理的核心。

從量能課稅與實質平等的角度來看，必須思考：是否需要調整對資本、平台與無形資產的規範，讓AI創造的財富能回饋到教育、轉職與社會安全網，避免制度因分配失衡而失去正當性。

AI的好處，能不能不只留在科技公司與富裕地區手中？

AI不平等的問題，並不只存在於國與國之間，也可能在同一個國家內部擴大城鄉與區域差距。《Cities》期刊研究指出，在基礎建設完善的地方，AI確實能提升效率；但在資源不足的地區，反而可能被進一步邊緣化。AI的好處往往先被富裕國家與族群吸收，落後地區因缺乏基礎設施與技術能力而被甩在後頭。

這牽涉到「機會平等」是否仍存在。如果能否使用AI，變成決定一個人或一個地區能否參與經濟活動的關鍵能力，那麼AI就不只是私人工具，而具有公共基礎建設的性質。法律在此的任務，不是干涉每一項技術，而是確保制度不會讓某些人「在系統中消失」，包括資料治理、演算法透明與公共投資，都是讓AI不成為新階級門檻的重要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