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達（NVIDIA）、AMD 對銷往中國的特定晶片銷售額提繳 15% 給聯邦政府。公司股權、出口監管是兩條平行軌道，因為川普的強勢做法而再次放上檯面──美國的企業治理原則，是否正在被一套以國安為名的新工業政策重新改寫？
美國通常怎麼處理出口與公司？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 9 款明定不得對各州出口課稅；最高法院在 1998 年「U.S. Shoe」案也判定，對「出口貨值」課徵的港務費本質上屬稅，違反憲法。這個原則限制了聯邦政府在出口領域的課稅權，導致歷來的工具多為出口「管制」與「許可」，而非從價課稅。
因此，美國在出口上的「收費」通常是行政管理、主要是成本導向。例如國務院負責軍商管制的 DDTC（ITAR）採年費分級制，2024 年底至 2025 年調整後，Tier 1 年費為 3,000 美元，屬於行政成本回收；商務部 BIS 對許可申請並沒有「按銷售額抽成」的制度，常見的是是否需要許可的判斷與文件流程。這些制度與「營收抽成」性質相去甚遠。如果把許可證和「分享營收」綁在一起，這不僅是出口管制，還加入了財政收入的功能。這種「用許可換取分潤」的做法，無論是在法律原則還是政策層面上，都需要更清楚的規範。
入股不是第一次，但這次不太一樣
政府成為企業投資人並非全無前例。2008 年金融危機時，美財政部透過 TARP「資本購買計畫」（CPP）向銀行大量認購高級優先股並搭配權證，目標是穩定體系、日後退場；同年對 AIG 的重整也透過優先股與其他載具取得重大影響力。這些投資多屬危機止血、可退出的安排。
然而今年英特爾案有兩個關鍵差異：2024 年，美國商務部在《晶片與科學法案》架構下，對英特爾宣布「最高」金額的資助與貸款額度，支持其在亞利桑那、俄亥俄、新墨西哥、奧勒岡的擴產；8 月最新安排，把未發放補助轉為近 10% 股權，使政府躍升為最大股東，讓政府從「補助人」變成「股東」。
英特爾個案並非金融海嘯式系統性崩潰下的緊急止血，而是把 2024 年已談妥的 CHIPS 資助「改形為股權」，並可能附帶製造承諾的履約條款；MP Materials 則是供應鏈政策結合投資工具；U.S. Steel 的黃金股屬於外資審查的延伸。
英特爾給主管機關的文件提到，政府持股恐引發外國監管與客戶關係的風險，特別是其海外營收占比高，且中國市場在過去占有可觀比重；此外，以折價發行換取政府入股，直接影響既有股東權益──當政府由「補助者」轉為「股東」，公司治理取捨變得更敏感。
另外，五角大廈在 2025 年 7 月宣布以可轉換優先股與權證的方式，投入 4 億美元取得 MP Materials 的實質股權，並結合價格支持與擴產融資，以重建稀土供應鏈；同月，圍繞日本新日鐵收購 U.S. Steel 的交易，美國政府則取得帶有否決權的「黃金股」安排，做為國安協議的一部分。
金融時報把這種趨勢形容為「準國家資本主義」的打開大門，並將 Intel 入股與其他介入手段相提並論，指出其對共和黨傳統自由市場立場的衝擊；華爾街日報則以 Intel 與政府關係的拉扯，描摹這樁交易背後的人事與策略壓力，即便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強調，此股權不含投票權，而輿論已把此事件定義為政策風格的轉折，而非單一個案。這些做法彼此不同，卻共同指向「政府更直接介入公司治理與經營決策」的方向，可能更接近中國以國營企業取得字節跳動、微博、阿里巴巴、騰訊等公司 1% 黃金股做法。
支持者與批評者各占立場
在地緣政治風險長期化的環境下，單靠補貼與稅賦優惠難以確保戰略產業按進度擴產與留美，政府持股、黃金股或價格支持能把「承諾」變成「權利義務」，且讓納稅人分享上行收益。媒體認為這些做法是向「更積極的工業政策」邁進，而白宮顧問亦暗示類似交易將會持續發生。
但另一方面，這等於把政策風險直接植入公司治理與估值。一旦政治狀況不穩定，企業也將承擔難以可控的治理不確定性。至於輝達 15% 抽成，若本質近似出口稅，是否將在法院遭遇「U.S. Shoe」式的合憲性挑戰？企業又該如何在政策允許的同時，避免因繳費機制而背負集體訴訟的風險？
若放在國際來看，出口課稅與禁限向來普遍：例如阿根廷長期對大豆製品開徵高比例出口稅，俄羅斯對小麥實施浮動稅，印度在 2023~2024 年間對部分稻米課 10%~20% 的出口稅，印尼則以禁令與配額推動鎳礦在地冶煉。這些都是以「稅或管制」明示的政策工具；而美國因憲法限制，理論上不採此路線。正因如此，把出口許可與「營收分攤」綁定，才會被形容為「史無前例」並引發違憲疑慮。
政府伸手進入產業的「合理性」
衡量這類政策是否「合理」，不應只看短期是否「救得了產能」或「擋得住技術外流」，還要看制度是否能在時間與空間上收斂。輝達 15% 抽成若以行政許可條件推動，必須清楚標示法源、目的與計算方式，並與行政成本具關聯，否則將在「出口條款」與「U.S. Shoe」判例前站不住腳。能否在國會立法層次建立專法或明確授權，決定這項命令的壽命。
TARP 年代的權證與股利設計，曾讓納稅人分享銀行業復甦的好處；新一代工業政策若要說服市場，必須透明交代「公共回報」如何量化路徑、如何維持公共股權的紀律，還有討論到包括權證、分紅、或特定研發成果之開放標準。歷史經驗顯示，明確、可計量且可退場的設計，能降低干預對市場中性的侵蝕。
英特爾案例，即便轉為股權，政府應設定明確的退場路徑與期間內的治理邊界，例如投票權限制、非控制性股東承諾、與績效對價的退場條款，以避免政治影響企業治理、導致影響企業本身的價值。否則，政治週期與選舉變動將直接影響企業策略、也會影響投資人的信心。
介入可以更聰明
美國過去靠法治與資本市場效率吸引全球資金，如今為了國安與產業競爭力，走上更直接的所有權與分潤干預。入股英特爾使政府由「補助者」變身「股東」，輝達 15% 抽成把出口許可變成帶財政效果的工具。這些手段不見得都是壞事：若能以清楚法源、透明條款與嚴謹退場設計，同時確保公司治理不被政治週期擾動，它們可能成為長期地緣政治競賽中的必要工具。
相反地，若以交易性思維快速推進、卻忽略合憲性、治理防火牆與可預期性，就會在法院與市場遭遇雙重反噬。而川普這種反傳統共和黨立場的政策，是否能有效管理、並轉化為選民的信賴？
（首圖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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