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和圖書封面越來越不重要,你也逐漸失去選擇權

作者 | 發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30 日 0:00 | 分類 數位內容 , 數位音樂 , 網路 follow us in feedly


Kindle 除了讓背包輕一點,還有一個特別技能──不讓別人知道你在看什麼書。

這讓在公眾場合閱讀《格雷的五十道陰影》這種「羞羞」的書變得非常輕鬆。事實上,這本書的 Kindle 電子版銷量在 2012 年是實體書的 6 倍

與此同時,Kindle 也淡化了書籍封面的重要性。想想你 Kindle 裡的書,能記住多少本封面?

重要性同樣逐漸被淡化的,還有 CD 唱片的封面設計。之前談到的被淘汰的互動介面設計「Cover Flow」,誕生自一位藝術家對數位音樂不夠重視唱片封面設計的不滿:

它(影像)比文字更有力量,能瞬間激起人們的共鳴。

Cover Flow 是我們對實體唱片的留戀,從螢幕和轉盤獲得的「翻動」互動生出舊日翻找唱片的安全感。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個設計更像從實體唱片移轉到數位化音樂的過渡品,在「效率」需求下終將消亡。

曾經,書籍、音樂和電影的封面,是吸引我們最直接的「互動介面」,它們是設計師費心構思出最能表達內容的作品,也許形狀各異、材質不同,都是為了突顯內容的精粹。

▲ 同一張專輯的串流媒體封面和實體封面。

但在數位平台,無論是由銅版紙、牛皮紙、厚紙板印刷,或是帶有印紋、磨砂或覆膜等特殊質感設計,都被統一以像素點化做大小均等的平面圖像/圖片,呈現到不同平台的目錄,重要性也不斷削弱。

封面不再是發掘內容的必要元素。它們現在只用來裝飾功能表、圖像和搜尋欄這些真正主導檢索工具的介面。封面最初始的功能已被平台當成組織和推送內容的演算法邏輯代替了。

Drew Austin 在文章Cold Discovery寫道:在他看來,無論音樂人的唱片、作者的書籍還是不同人拍攝的影片,自身內容都不再是用戶消費的主體,我們日常消費的,其實是平台本身。

逐漸地,我們從「看特定影片,變成看 Netflix;聽特定歌手的音樂,變成聽 Spotify;閱讀某作者的書,變成看 Kindle。」

馬素·麥克魯漢在《理解媒介》一書提出「媒介即消息」。這理念的其中一層含義是,媒介均以另一種舊媒介為內容,即文書寫作承載了演講內容,而印刷品承載了撰寫內容。

Austin 認為Netflix 這類平台是一種新媒介,它所承載的,就是舊媒介電影和電視的內容,但將它們的獨特徴和差異性降級了。

「媒介即消息」的另一層含義是,媒介才最重要,能對人和社會施加決定性影響。當我們點開 Netflix、開啟 Spotify,面對不見底的資訊流(Infinite Scroll),缺少差異化和內文的資訊呈現,更傾向將選擇交給平台和演算法決定(而演算法不斷反哺過去的選擇,讓我們越走越狹窄)。

網路帶來的資訊大爆炸,並不是人類文明第一次面臨「資訊超載」危機。

▲ 印刷術誕生前,書只能靠抄寫人製造複本,因此數量極少。(Source:medievalbooks

印刷術誕生時,原本一生可能只能讀一兩本由專人手抄而成書籍的精英,變得超級焦慮:天啊,我怎麼看得完那麼多書!

更糟糕的是,他們簡直沒法選書。之前傳家寶就那幾本,手摸都能分清,哪有什麼封面設計、卷首語、目錄的存在。這些我們看來最基本的書籍元素是印刷術誕生後才逐步生出來的,有了這套檢索系統,古人在書籍海洋裡才沒那麼焦慮。

我們現在也在面對同樣的問題。在滑不完的資訊流前,我們還沒學懂檢索導航。

同時,情況也和過去不同。過去「附加工具」用於突顯作品的差異性,但現在的媒介平台,卻模糊了作品的不同之處。曾賴以判斷的外在因素,已被 0 1 抹平了。一張張難區分是人還演算法製作的歌單下,不是音樂人的作品,而是縈繞在耳邊的「感覺」。

此外,Sanford Kwinter 一篇刊登於《Harvard Design》雜誌的文章提出一個有趣觀點──書籍封面設計也是社會基建的一部分,是介於書籍內容和人類社會的介面:

一本書的封面並不屬於書本身,而是歸屬於展示和使用它的店舖,存在於各種書籍當中,和大眾以及讀者在視覺和心理上相關聯。因此,書的封面設計應被看做廣義城市基建的一部分,這些基建既用於溝通,也是互動和作業的介面。

(Source:Shadowgate from Novara, ITALY [CC BY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越來越同化的數位書籍和唱片封面,搭建的未來數位世界可能就像 Chenoe Hart 文章所說,自動駕駛開往的未來世界。

當實體地點變成自動駕駛地圖上的圖像時,我們不再搜尋它和其他地方的不同(因為不再需要記憶或辨識),它們的實體互動介面辨識度不再重要(就像現在點外賣,很多人的首要選擇和判斷直覺因素不再是餐廳店面)。於是,當我們處於特定室內空間時,不再將它連結到背後的文化歷史背景。

內容也是如此。當「封面」這個辨識符號越來越模糊,數位世界的基建也越來越薄弱,我們更無法抉擇。

面對困局,Autsin 認為人們不應過分悲觀或激進,更應嘗試建立新的、幫助我們理解內容的語境:

有很多人為數位化過渡感到悲哀,因為在本質上無法容納熟悉的社會符號,還有不少人不假思索就接受這個想法。但兩者間(傳統文化符號和數位化形式)健康融合有可能,同時甚至是必要的。

我們能在認同新技術帶來新媒介的同時,去學習如何創造新的共同意義;它們可以比我們現有的參考內容更全面,也不受限於現有形式。

(本文由 愛范兒 授權轉載;首圖來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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