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說,我開始走創投是失敗的!」矽谷創業之神陳五福的創投心法練成術

作者 | 發布日期 2020 年 02 月 28 日 9:30 | 分類 名人談 , 新創 , 科技教育 follow us in feedly


橡子園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陳五福,曾被譽為「矽谷創業之神」的他,曾就讀於加州柏克萊大學電腦科學博士班,90 年代因應美國科技業蓬勃發展,成立多家公司皆被大企業收購或成功上市,2000 年於美國矽谷及上海創立 Acorn Campus 橡子園育成中心並擔任董事長,2014 年將重心轉回台灣並成立橡子園顧問有限公司。從創業到創投、從美國到中國再回台灣、從 3G 到 5G、從過去到現在,陳五福對新創的熱情就像一杯好酒,越陳越香,越陳越濃。

以下是《科技新報》的專訪,請他談從創業走向創投的人生旅程,與他在這一路上的心態轉換與體悟,並分享他如何看待未來台灣的產業機會,以下是專訪的重點整理。

你過往創業的故事很傳奇勵志,想要請你聊聊從創業走到創投的心路歷程

我的人生走過的第一階段是創業,我很喜歡創業,但對於公司後期的經營興趣不高。如果將創業形容成生養小孩,我都說我只負責生,等小孩大一點就交給更能幹的人養,你也可以說這是種專業化,連創業都有專業分工,因為適合創業的人,不一定適合做到後面經營管理那一段。

創業到 2000 年左右,我當時已在美國成立過十幾家公司,覺得差不多了可以轉進人生第二個階段,從自己創業到幫別人創業,也就是從原先的創業家轉換跑道成為早期創投家。身為早期創投,我的投資標的通常在種子輪甚至更早之前,很多時候是產品還沒出來、甚至只有點子時就投資,比例大概佔了投資總額的 70~80%,因此雖然別人稱我是創投,但我卻說自己其實是「投創」,投了跟他們一起創。

轉入創投後,一開始是從 GP(General Partner)做起,工作涵蓋投資與協助公司治理的任務,使新創團隊完善化;四年前覺得 GP 做得差不多了,就決定轉成做 LP(Limited Partner),也就是單純的投資者與顧問。所以說這人生的角色是一直往後退,從自己創業,再轉換成早期創投,最後到投資基金,越到後面投資的公司越多,但參與的程度越來越少。這一路走來對創業的熱情從沒澆熄過,甚至我都半開玩笑說將來我的墓誌銘就是「創業創業再創業,創新創新再創新」。

坦白說我開始走創投是失敗的,因為做投資時還是依循過去當創業家的心態,但這兩者其實很不一樣。創業家要非常樂觀,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創業成功的機率可能十之一二,如果不保持樂觀的心態、不相信現在做的事情會成功,別說做下去連創業都不敢想。

但做創投的人則要倒過來,要非常的謹慎、要抽絲剝繭找出所有可能的失敗風險,與創業家互相制衡並補足他們不懂的地方,提醒他們需要小心的部分。我一開始做創投就過於同理這些創業家,好像把過去那份創業的激情投射在他們身上,於是就跟著他們樂觀,反而缺少了制衡力。

請你分享這幾年在台灣所做的事情

我回台灣是想要幫助台灣的新創,當時參與施振榮退休後成立的「智融集團」,專注在早期創投,也就是「智融創新」,這個基金一開始投資台灣團隊,後來發現投台灣的結果大多不是很理想,於是我們就轉變想法,幫忙台灣不一定要投台灣的公司,也可以投矽谷公司,並想辦法讓這些公司與台灣合作,引導台灣漸漸進入國際市場。

▲ 施振榮退休後投注於扶持台灣的新創事業。圖為 FITI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創新宏圖營」開業式,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身兼 FITI 榮譽教務長發表演說。(Source:《科技新報》)

此外我們也把一些台灣創業團隊送到矽谷去,例如放到 plug and play 去感受到當地的氛圍。他們回來的心得很多都指出兩地之間的差異,例如台灣對產品、想法太多保護、很受限制,好像有什麼秘密,就怕東西被偷走,而在矽谷當然技術有保護,但互相之間很願意幫忙,可以很開放、可能性很高。假如跟人家說一下就會被偷走的東西本來就沒有價值!

我認為台灣的創業環境朝向矽谷方向走是對的,技術人才要懂市場,還要國際化,因此英文很重要。

從美國回台灣後,有觀察到兩地新創生態的差異嗎?

我從美國回來後發現台灣相對美國更有階級感,例如妳叫我「陳董」而不是叫我的名字。但在美國就算你碰到比爾蓋茲,還是會叫他比爾,不會叫他「蓋茲董」。這在我們的文化中是「有禮貌」,但在科技業中,這種階級就就會對公司發展產生影響,也對新創團隊不好。

因為每個人知道的都很有限,你在某方面多成功,不代表你在其他方面都很懂。所以我從階層這樣分析,感覺台灣的大老闆願意出錢給你做新創,但要叫他們當業師(mentor)是不太容易。但在美國不會這樣,你看 FB 的祖克柏,他跟你見面不會像大老闆一樣。

所以我會跟公司說有階層是因為職務不一樣,但是每一個階層都很重要,而且不只是聽命,如果大家都聽命,那這家科技公司就只有一個人的頭腦在用,這家公司的成功機會就不大。

在新創裡每一個人都是公司的股東

我希望你做決定時是以公司有給你股份、以身為公司股東來想事情。假設你是公司股東會去做什麼事情,而不是老闆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要把被動性變成主動性,整體的能量才會出現。

有哪些是你所看好的產業領域,特別是針對台灣的產業現況

我從 3G 起家,那時候全球通訊協定有三個標準:TD-SCDMA(中國)、W-CDMA(歐規)、CDMA2000(美規,高通),而 TD-SCDMA 是我與另外 3 位教授在美國開發後移回中國,之後成為世界 3G 的行動通訊標準之一。雖然我對 3G 很熟悉,但後來出現的 4G 就沒有很注意,因為 3G 變成 4G 就是速度快一點,沒什麼大的突破性。

但現在 5G 出現了,我預見這將是一場「典範轉移」。

什麼是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就以通訊領域來說,從過去習慣使用的電路交換轉進到封包交換就是典範轉移。以前打電話時是佔線的,但大部分的時候沒有在使用,而封包交換則是只有使用時才佔線,效率提高很多。當典範一改機會就多很多。以建築來做比喻,當市場開發出新的打地基方法,為了配合地基改動,上面原有的建築方式就需要重新調整,整個打掉重塑。我的學經歷剛好趕上封包交換和 3G 發展那個時代,很幸運地參與了地基的架構,所以自然就看到上面的建築方式都不對,因而看到很多機會,之後成立的公司自然就能抓到趨勢。

▲陳五福預見 5G 將是一場典範轉移,是台灣廠商的好機會。

同樣的,我現在看 5G 也有這種感覺。未來整個網路架構都需要翻新一次,很多設備都必須要汰換,以前不能做的事因著 5G 現在都能進行,像是自駕車、工廠自動化。無論是基礎設備或是上層的軟體、服務、平台,都會跟現在我們所用的不一樣,這就是機會。

我認為 5G 對台灣是很大機會,機會在哪裡?首先,5G 不只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更擴大到人與物、物與物的聯繫,在終端機的需求量變很大,以量取勝是台灣擅長的。此外,網路虛擬化和標準化的興起對台灣是另一個優勢,以前硬體、軟體是綁在一起,台灣廠商很難打進去,但虛擬化後把各個平台切開並標準化後,使用者可以自由地移來移去做搭配,剛好底層硬體又是台灣的強項,我們擅長提供最好最便宜的硬體,讓其他國家在上面做軟體。

但我還是要強調,做最底層的硬體仍然不夠,而是要慢慢往上層發展,並在產品發展初期時就與軟體、系統大廠建立技術上的互信關係,也就是 interoperability(協同工作能力或互用性),這在現今的產業發展上越來越重要。最終若我們能突破過去做硬體由下而上的習慣,改以先看市場要什麼,從系統整體面的思維由上而下來規劃產品,就離矽谷那些公司不遠了。我相信 5G 繼續發展下去將是台灣的突破口,我現在就是在幫忙把一個 5G 團隊帶回台灣,從系統面切入整合軟硬體。

這幾年政府與企業對新創的投入,整個新創生態圈逐漸成型,還有哪些是可以努力的地方?

台灣目前較缺乏早期創投這一塊。雖然早期的資金規模不需要很大,但領域必須受限,因為很多是在產品還沒出來,都還沒有任何收益下就要做決定,不僅風險大,投資回收的時間也會拉很長,需要很大興趣才能支持下去。

而政府可以設計一套具有雙向回饋的投資制度來建立健康的生態體系,簡單來說就是除了政府自己投資早期創投外,並透過稅務減免、免除管理費、與更具吸引力的分潤制度來吸引民間企業與資金投入。這些投資單位不單單只是扮演財務投資的角色,更能協助早期創投在進行投資決策時更精準,也就是成為 mentor 的 mentor。

▲台灣目前較缺乏早期創投這一塊,陳五福建議政府可以設計一套具有雙向回饋的投資制度來建立健康的生態體系。圖為 TTA 台灣科技新創基地。

另一方面,應更積極從全球各地延攬有創業經驗的人才來台組成早期創投,他們除了擁有在全球舞台打過仗的寶貴經驗外,更具台灣目前較缺乏的國際鍵結能力,知道全球市場要的是什麼,該如何以新創的角色與大廠打交道。台灣團隊在技術發展上都很成熟,而國際鍵結能力可以透過專業的早期創投來補強。但要吸引這些人才就必須要有足夠的誘因,除了提供舞台與資源給他們,也有從投資端來的 mentor 幫助他們學習成長,他們不只是單方付出的 mentor,而是可以從 VC、企業主中獲得實際的回饋。

這樣一來就可以把斷掉的兩方串起來。原本政府與民間雖然有資金,但卻沒有那麼多專精人才而錯失好的新創團隊,而新創團隊因為沒有具有經驗的人可以協助以至於拿不到資金、發展無疾而終,這中間可由早期創投來搭橋,並建立起良好的新創生態圈。

從過去看現在,對於這一代年輕人的創業之路有什麼建議

創業成功有兩個重要因素,一個是做什麼,一個是怎麼做。

我們這一代很貧窮,但貧窮並不是很特別,大部分的人在那個年代都很窮,窮就會產生出很強的脫貧意志力——就是我不能窮,我要想辦法很努力出頭。而現在的年輕人普遍而言生活水準提高,雖然經濟還是有壓力,但是沒有窮到過不下日子,因此對於脫貧這件事,意志力沒有那麼強。這沒有不對,我們跟矽谷比這個現象更明顯。矽谷的創業家並不是要賺很多錢,很多創業的人其實家裡就很有錢,創業對他們來說是一個 mission driven,是他想要做一個特別的 mission。

但事情沒有絕對,有正面就有負面,在富足社會中長大的人,他是直接接觸市場,他比較知道市場需求。我在貧窮的地方長大,我怎麼會知道我要做什麼呢?我怎麼會知道市場需求是什麼?以前的社會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現在的社會是行行出狀元。

而現在的年輕人生活在富足的社會,他們比我們那一個年代的人更知道要「做什麼」,一但「做什麼」對了,「怎麼做」就是用科技和商業模式、技術把它對產品以成本最低、技術最好的方式做出來。商業模式可以啟動市場的最大潛能,現在有許多新型的商業模式,資源共享產品服務化等等。

現在的創業機會比我那時候多太多,創業機會多、創投基金也多,百花齊放,各個領域都出現,連文創領域都出現,太多領域可以創業了。我一直接觸創新的好處就是看到年輕人,看到時間的改變,每個人走的路都不一樣,每一個年代成功的方式都不一樣,我不能用過去那一代成功的方式來定義現在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