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憂鬱深谷,楊力州十年磨出《紅盒子》

作者 | 發布日期 2018 年 09 月 30 日 0:00 | 分類 人力資源 , 職場 line share follow us in feedly line share
走過憂鬱深谷,楊力州十年磨出《紅盒子》


「我們沒走錯吧!」某個燠熱週末,新電影《紅盒子》選在台北市萬華區剝皮寮一個小放映室試映,站在斑駁門外,一些觀眾竊竊私語互相確認。

沒有海報、沒有指引牌,沒有人潮。這場不到 30 人的試映會,導演楊力州仍出席與觀眾互動;其實,縱使試映會只來 2 個人,他也在。

因為,這部電影沒有行銷公司協助,他與製片妻子朱詩倩挽起袖子,2 人拿出 100 萬元自己做宣傳、每場試映都出席。

布袋戲、老人、紀錄片……
22 年出 25 片,專拍「票房毒藥」

「真的隔行如隔山……,朋友跟我說,這部片子集合了 3 個票房毒藥:老人、布袋戲、紀錄片。以前我們只要辦 2、3 場大的試映,媒體會來採訪、通告都安排好,接著電影上映;現在已經 5 個星期都在做小型的,每場人數少少的,第一場我們想找贊助商,只來了 2 個人!」他苦笑。

然而,即便如此,他仍堅定往前,如同《紅盒子》裡面主角「做自己」的執念,從沒停過。

紀錄片主角是近九旬布袋戲演師陳錫煌,他是已故亦宛然掌中劇團創辦人李天祿之子。父親入贅,長子規定從母姓,異姓父子情結,李天祿對長子特別嚴厲與冷淡,每每楊力州架起機器問他對父親的感受,他都說不出口。

後來李天祿將劇團傳給姓李的二兒子李傳燦,陳錫煌不爭不搶,父親過世 11 年後,他才以 79 歲之齡再次自立門戶,只從劇團帶走一個紅盒子,裡頭是一尊田都元帥。從此,缺席的父親,由神明所取代。

這片花了楊力州 10 年時間拍攝,是他目前作品中耗時第二長的片子,記錄陳錫煌如何在父親巨人般身影下找出路;片末,他拍攝了包覆在戲偶衣裳裡的那隻手,細膩表現小小一尊木偶如何在掌中表現甩棍、打鬥、婀娜多姿走路、寫毛筆字、蓋印章的乾坤,目前已累積 4、50 段影片檔案,這些珍貴資產,日本 NHK 電視台曾表明要全部買斷,他沒答應。

「還沒試映前,有人建議我要剪掉最後一段大約 15 分鐘的操偶手技片段……跟我說『這沒人關心啦!』」但楊力州堅持保留,因為這是他拍片的初衷,「就是沒人在意這項技藝,我才要保留(這段)影片,我想用最華麗的方式,與傳統布袋戲說再見……」

其實,他是國內最多產的紀錄片導演,幾乎一年一部片,22 年間產出 25 部紀錄片;同時,他也是最多紀錄片上院線的導演。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說,台灣最多觀眾認識的紀錄片導演,就屬楊力州與齊柏林。威秀公關經理李光爵(影評人膝關節)引用片商公會資料,雖然楊力州在台灣紀錄片歷史上成績最好的是《拔一條河》(排第 6),但他上院線的紀錄片多達 7 部,這個數字是其他人都難望其項背的。

李光爵解釋,在台灣做紀錄片非常辛苦。首先,要排上院線很困難,電影院排片以美商為優先、接著是獨立片商劇情片、藝術片,最後才考慮紀錄片。台灣今年預計會有 700 部影片,但上院線的國產紀錄片,只有《看不見的台灣》與《紅盒子》2 部,比率極低。其次,觀眾要願意掏錢走進戲院,「消費者花錢進戲院要享受優閒時光,看劇情片就好了,為什麼要去看紀錄片?」

一年多前人生開始走調
「看著開過來的砂石車,我竟然想:撞下去,就沒事了」

楊力州的紀錄片,大多是悲傷場域的故事,老病、弱勢、窮鄉、悲傷、死亡,環境的難,票房的難,堅持往冷門裡的冷門走,終於,他撐不住。

「紀錄片工作者,心臟都要非常強大!」聞天祥說,他們與劇情片導演不同的是,紀錄片工作者的拍攝對象是一個個真實生命,不是殺青就結束了,生命與生命的連結,「是『永恆的問題』!」

並且,對被攝者的道義、倫理、責任,常被拿出來討論。「加上楊力州算是最多觀眾認識的紀錄片導演之一,樹大招風,觀眾的要求和批評就更嚴厲,」聞天祥說,嘔心瀝血創作的作品被批評,不在乎很困難。

如同楊力州自己常說,如果他拍攝了 30 個故事,他就體驗了 30 種的人生。一種人生已經夠苦,30 種人生就太苦,2016 年底,他開始不對勁。

「有次我載女兒上學,回程路上,沒有理由的,我一直掉眼淚……,看著對面開過來的砂石車,我竟然想『我只要撞下去,就完全沒事了。』」沒有任何難過的事,只要一個人,就不知不覺流淚;與妻子吵架,對小孩發火,只是沒刷牙,他動怒對孩子吼叫:「為什麼要我說那麼多遍!我很煩你不知道嗎!」

他對自己的狀態感到害怕,太太抓著他找醫師諮商,確診為憂鬱症,他立即關閉個人 Facebook,遠離評論聲,其後一年,他在不同的診間出入,諮商,服藥。

沒多久,太太也因壓力過大,開始失眠,走進心理諮商診療室。

與他合作多年的攝影師林皓申說,楊力州太關心他的被攝者,花時間進入別人生活,結果拍攝完後退出來,自己的生活卻不見了。他發病期間,配樂師柯智豪常常約他喝下午茶、逛夜市,不為任何事,單純陪伴、打氣,「那時候說話非常戰戰兢兢,怕給他壓力,我們一群力州身邊的朋友,也會互相告知他說了什麼,近期有什麼狀況,大家互通有無。」

外界鼓勵都變壓力
「我怕吃藥會變笨,說故事的天賦和能力不見」

「那時我好怕去映後會分享,我要趕快拿麥克風先講話……因為只要有人稱讚我鼓勵我說我好棒,好像都在提醒我『你根本沒有做到!』我也很怕吃抗憂鬱的藥,深怕吃了藥我會變笨,說故事的能力和天賦會不見了。」楊力州說。

「導演,你只要不拍紀錄片,你這狀況就會改善了。」醫師跟他說,但他做不到。

2017 年,他形容自己空轉一年,沒做什麼事,就是剪《紅盒子》,他自己是第 5 位剪接師,片子拍太久,前後 4 位製作都離開了,他試著沉澱、靜下來,透過剪接片子肯定自己;就像片中陳錫煌,為了找習藝者,外國人、聽障者,只要有興趣,他全都收。

年過八旬的陳錫煌,奔波全台與海外找學徒,同輩勸他:「無效啦!」他卻不放棄。這是何等的迫切感,布袋戲需要用閩南語講口白,他不在乎外國人一句都不會;他去聽障學校表演、招生,不在乎許多聽障生連說話的能力都沒有。他想傳承這門藝術,也確認自己與一身技藝,存在的價值。

這如同楊力州,出身美術系,卻違背父親的期待,沒繼續拿畫筆創作,而扛起攝影機,記錄人間。

因為他知道,一個極短真實片段,可能在幾百公里以外,有人看見、形成改變。這是堅持拍攝紀錄片的初衷。

重啟臉書,學會慢慢放手
「你知道可以改變一些事,即使改變非常微弱」

那是他在輔大教書時,一次學生帶回毛帶,一段採訪玫瑰花農的影片,大嬸聽說學生的老師是「楊力州」,轉身對鏡頭,向他說話:

「我在公視有看你的紀錄片(指《被遺忘的時光》),才知道村子裡有人是失智症,以前都覺得他是老番顛、肖ㄟ(瘋子)!我看了你的片子才知道那是一種病,拍謝(台語:抱歉)啦!」」這個回饋,讓他當場噴淚。

「你知道你可以改變一些事,即使改變非常微弱,也許就只有片子上映那 2 個月有影響力……」楊力州說。

他總是想要超越自己,並改變什麼,但在口碑與票房上,又有「不能失手」的壓力,漸漸的,擔子堆疊、重得無法承受。

「之前,我在意每個人對我說的話,甚至 Facebook 的留言,問我為什麼不拍這個、不拍那個,我都一個個回應……現在可以慢慢放手了。」雖然,他還是需要隨身帶著抗憂鬱的藍色小藥丸,在壓力焦躁來襲時吞一顆得到緩解,但他重開了 Facebook,與外界對話,也把《紅盒子》順利剪成,開始跑試映。

被憂鬱症困擾期間,聞天祥某次的分享,讓他豁然開朗:「他跟我說,我拍紀錄片像是在跑馬拉松,為什麼會看到喝采、喝倒采的人?是因為跑得太慢,要跑得夠快,就不會被這些事影響。」

他決定不管掌聲與噓聲,專心向前跑。

向前跑,儘管在《紅盒子》的宣傳期,首映進入倒數時刻,他卻不顧團隊反對,突然離開台北,跑進了南迴深山小村。

在南迴地區尚武小村,他遇見一位修墳師,這裡醫療資源貧瘠,居民只要生重病,只能聽天由命,「看是路比較長,還是自己的命比較長」,修墳師如數家珍的告訴楊力州,眼前一片墓園,有哪些墳主,命比路短,救護車載去醫院、再載回來,包括修墳師的兒子……

振臂說著故事,眼睛發亮的楊力州,重回 10、20 年前,我們眼中的他,和去年靜默的他迥然不同。用影像說故事的路,他會一直走下去。

(作者:李盈穎;本文由《商業周刊》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