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煙硝的跨國戰爭!審查刪文、製造訊息,資訊獨裁的雙重手法

作者 | 發布日期 2021 年 10 月 16 日 0:00 | 分類 數位內容 , 社群 , 網路 Telegram share ! follow us in feedly


網路是對抗極權的利器,還是政府監控之眼?20 世紀末,網際網路甫萌芽,彼時正是自由無垠的代名詞。但不過十數年,獨裁政體導入新技術,建置網路審查系統與防火牆,奪回資訊掌控權,甚至發動跨國資訊戰。當台灣成為境外假訊息的投放目標,又該怎麼面對資訊攻擊?「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林宗弘研究員,他與廈門大學政治學系張鈞智副教授合作,運用 153 國資料,分析國家網路審查與公民社會能量的互動關係。

自由的網路世界,讓我們集結革命

跨入千禧年時,傳言中國將著手建置防火長城,全面管制網路資訊流通,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Bill Cliton)嘴角淺淺上揚微笑說,「祝他們好運。那就像把果凍釘在牆上。」

約 10 年過後,透過社群平台迅速串連,從網路點燃的燎原怒火,果真在 2010 年底掀起北非、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革命浪潮!一時之間,網路儼然成為組織動員的新興反抗支點,藉由虛擬世界的合縱連橫,便得以撐起更好未來的想像,打造屬於人民的明天。

「從阿拉伯之春、占領華爾街到太陽花運動,那時候主流的觀點是,網際網路有助年輕人集結抗爭,或獲得社會資本。」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說。

▲ 2010 年底突尼西亞爆發茉莉花革命,甫崛起的行動網路與社群媒體成為助力,民眾透過手機迅速串連,分享圖片資訊,掀起北非與中東地區一連串民主抗爭運動,多國獨裁政權垮台,稱為「阿拉伯之春」。(Source:VOA Photo/L. Bryant,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數位烏托邦」夢起夢醒:技術決定論 vs. 獨裁進化論

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下,「數位烏托邦主義」(Cyber-Utopianism)蔚為風行,人們相信隨著數位科技愈成熟、使用人口愈多,公民社會就能擁有愈大力量。

烏托邦論者立基於技術決定論,樂觀地相信網際網路的崛起,得以打破威權政體的資訊高牆,鬆動原先政府一手掌控的單向訊息來源。人民不再只能被動接受資訊餵養,得以透過網路自由共享資訊、迅速串連,召喚集體行動。對公民社會,網路無疑是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賦權工具。

然而,當革命時刻的激昂褪去後,威權國家卻沒有退出歷史舞台,原先瑰麗的網路烏托邦想像反倒轉眼成空。

短短幾年,威權國家管控、壓制、操弄資訊的技術全面進化,乃至於發展出一整套資訊政治經濟學戰略。換言之,如今果凍不只牢牢釘在牆上,甚至連呈現的大小、形狀和樣態,也幾乎被資訊獨裁國家玩弄於股掌之間。

由此,另一套對立論述應運而生:面對新科技突破,獨裁國家重新進化,運用新工具反制網際網路的自由衝擊,透過高度網路審查監控,再次壓制公民社會的力量。

網路再翻轉,成為威權政體的鞏固工具

原先普遍樂觀的烏托邦期待,究竟是如何走向宛如老大哥夢魘的非預期結果?

林宗弘指出,2010 年前後為關鍵分水嶺。之前網路崛起確實帶來強烈衝擊,因此多數威權國家網路覆蓋率遠低於民主國家,即是因政體感受到數位科技的威脅,從源頭限制人民使用。

但是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幾年,威權國家的網路覆蓋率卻迅速攀升,不僅超過全球平均值,最後更超過民主國家。

林宗弘研究發現,這項飛躍性成長並非偶然,而是當權者有意為之的反制性操作。

過去政府反制是限制人民上網、抑制網路擴散,但約 2012 年後,威權度較高的國家如中國、伊朗、埃及、土耳其、俄羅斯,以及近年泰國和馬來西亞,陸續建置網路審查系統(internet censorship),形塑強大的維穩防火牆,遮蔽並扭曲訊息。換言之,國家重新奪回資訊掌控權。即便網路更普及,但實則套上重重枷鎖,甚至轉成國家打壓監控的有力工具。

例如,埃及 2011 年示威運動期間,曾採取全國斷網手段,防止示威者串聯。但之後政府大量投注科技資源以監控網路,限網、斷網就不再是政府採取的手段。

▲ 全球 153 國網路、手機覆蓋率趨勢。2010 年前威權政體網路、手機比例還遠低於民主國家,之後迅速增加,分別在 2013、2010 年超過民主國家。

林宗弘指出,國家如何介入且建構一整套資訊政治體制,過往研究始終較貧瘠。雖然有宣傳學、傳播理論可援引,但缺少系統性資訊政治經濟學理論。 2019 年,Sergei Guriev 和 Daniel Treisman 兩位政治經濟學者才提出「資訊獨裁論」。他們研究發現,威權國家資訊審查、政治宣傳投資愈大,政權存活率愈高,愈不容易被推翻,也會減少流血暴力鎮壓機率。這便構成簡潔理論架構,明確解釋威權國家加強資訊審查操弄的動機。

國家網路審查:壓制公民社會的黑手

不過林宗弘認為,現有研究多半集中在資訊審查如何影響政治轉型,聚焦於宏觀的變遷過程,卻忽略了中介影響機制,例如對公民社會的活躍性打壓。因此林宗弘與廈門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張鈞智合作,援引瑞典哥德堡大學 V-Dem 資料庫(Varieties of Democracy)的大型跨國調查,取得全球 153 個國家的資料(1995-2018 年),探究網路審查對於公民社會的影響。

研究進一步以互動固定效應模型(interactive fixed-effects model),檢視 2011 至 2018 年網路審查成長超過 10 %的 34 個國家。以 2017 年為例,網路審查的效力削弱了核心公民社會指數約 8%,清楚呈現出兩者的相關性。研究發現國家的網路審查,確實是降低公民參與的關鍵因素。

「我們的研究發現,網路覆蓋率已跟公民社會活力脫鉤,也跟政治體制脫鉤。」林宗弘分析。威權國家下,網路科技是推進新興經濟、科技產業的工具,但同時也是澆熄公民社會的武器。

▲ 2011~2018 年全球網路審查提高 5.6 %,中國、伊朗、土耳其、埃及為審查成長最快的 4 國,轉折關鍵約在 2010~2011 年阿拉伯之春後,諸如茉莉花革命等關鍵字會遭屏蔽。

▲ 網路審查與公民社會指數的關係呈 U 型,網路審查迅速增高的國家,公民社會指數也明顯下滑(如土耳其的公民能量大幅衰退,與政府建置審查技術密切相關)。研究也透過模型運算,顯示網路審查確實能削弱公民社會,特別在專制政體。

林宗弘直言,過往比較研究大多聚焦網路對政治轉型的影響,普遍忽略威權國家運用科技針對公民社會展開操弄與反動員(demobiliztion)等策略。

網路的快速發展最初雖為威權國家帶來空前挑戰,然而這些政體很快展現韌性,學會靈活運用科技手段,有效壓制公民社會持續壯大,化解潛在政治風險。

以中國為例,習近平上任後成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大力強化網路審查技術與訊息防火牆。一般人可透過網路表達個人意見、商業交易、聯繫親友等,甚至可批評政策,但絕不能用於發動社會抗爭。背後嚴密的審查機制,包含特定關鍵字,緊盯使用者一舉一動,防範集體集結行動的火苗於未然。

哈佛大學政治學者 Gary King 等人曾提出經典解釋:中國網路審查重點不在於阻止一般人批評政府,而是防堵阻絕動員可能,也就是禁止會集結群眾發動連署、陳情、抗爭或更激烈政治行動的內容。

資訊操弄的兩手策略:減少訊息、增加訊息

林宗弘進一步分析,威權國家網路審查的兩種策略。

首要是減法。簡單來說,如同前述刪文、斷網與關鍵字屏蔽等,皆是威權國家常見的審查手段,關鍵在於「減少訊息」,隔絕封鎖踩到政體紅線的新聞與討論。但這只是資訊操弄的面向之一。

另一個手段則是加法,即「增加訊息」。包括散播假訊息,選擇性釋出足以歪曲、遮蔽原先焦點的訊息,又或是刻意放送溫暖正面的心靈雞湯,目的皆在奪取民眾的注意力。據 Gary King 等人另一篇研究指出,中國網軍操作並非直接反擊不利政府的訊息,而是帶風向、貼歪樓,使用反諷、嘲弄、抹黑對方的手法轉移焦點,讓原先議題力道削弱。

威權國家正是同時運用減少訊息、增加訊息兩套手法,導引操弄社會可獲得的資訊,達到統治目的。

讓假訊息飛!資訊戰可能群體免疫嗎?

不過林宗弘提醒,類似操作不只局限國內。威權國家也會對外投射,特別是針對潛在敵對或競爭關係的民主國家,包括病毒攻擊、癱瘓伺服器造成斷網,同時也投放大量假訊息,以此讓目標國內部分化,製造情緒爭端,使社會陷入認知癱瘓。

林宗弘解釋,這種干擾模式有特殊性。「我們另一個研究已系統性發現,只要周邊存在領土爭議的威權政體,民主政體被攻擊的頻率就會大幅上升;但是相對地,威權政體並沒有同樣受大幅攻擊。」換句話說:

這攻擊是單向、非對稱,來自威權政體。資訊戰已當成攻擊武器,用在國際關係。

一旦國家與鄰國沒有領土爭議,或四周都是民主政體,國內被投放假訊息的比例就大為降低。

▲ 被攻擊國的另一特色是選舉時期。2017 年法國總統大選,選前最後一刻出現重傷馬克宏的假新聞,由大量境外假帳號散布。同樣情形,也出現在 2017 年川普與希拉蕊總統大選,來自馬其頓的境外網軍製造大量假新聞發動攻擊。(Source:The White House from Washington, DC,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但民主國家內訊息原本即多元殊異,資訊戰攻擊是否真會造成實質威脅?或社會其實終將形成「群體免疫」,無需過度擔憂?

林宗弘不同意這類觀點,他正在進行的研究發現,據 2020 年資料,一國假訊息量愈大,疫情愈嚴重。近期英國研究也顯示,假訊息會降低接種疫苗的意願。「如果資訊戰確實會產生效果,造成社會傷害,又怎麼達到群體免疫呢?」

迄今,林宗弘已大致拼湊出理論圖像,希望更完整理解資訊操弄背後的整體面貌,但仍有許多亟待突破的環節。包括在民主、威權不同政體下,哪些更容易被操弄?運作結構與結果有何殊異?以及對哪個社會階層更有利?都是未來待持續梳理的部分。

台灣為境外網攻密集目標!跨國假訊息攻防戰

根據 V-Dem 跨國研究,2018 年全球 179 國「遭受境外假資訊攻擊」的調查,台灣高居世界第一!面對威權國家步步進逼,林宗弘雖不再如過去數位烏托邦論者樂觀,但也不至絕望。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循環結束:公民社會因網路崛起;接著國家掌控愈來愈多資源,投資審查技術,把公民社會壓下去。這表示原先樂天看法是錯的,但未來科技突破還會有進展,下一個循環還是可能出現。」

但他強調,我們不應該僅單憑烏托邦或反烏托邦想像來面對。「人一定要介入科技發展,這是權力鬥爭的一部分,民主的一部分。不投入,當作搭便車,最後就是被宰。」

▲ 2018 年瑞典 V-Dem 遭外國假資訊攻擊的跨國調查, 0~4(淺至深)為嚴重程度,0(淺色)代表散布最頻繁,台灣在 179 國名列第一。(Source:digital society of project

具體可以怎麼做?林宗弘提出三點建議。

根據 2019 年台灣民主基金會的調查,65.7% 民眾認為假訊息對台灣民主危害很大,這顯示資訊戰的威脅感深入大眾。政府應該在基礎研究與資料情報蒐集上,提供更多挹注,才能依據實證研究成果建立防護體系。

其次,主動揭露調查結果。除了專業事實查核機構,公民社會內部也可以自我動員組織,譬如醫師公會若發現錯誤的醫療流言,即主動澄清、提供正確資訊。

第三,假訊息攻擊的受害者具共同特徵,包括和外在社會接觸較少、資訊獲取管道不足。因此政府應該找出方法彌平數位落差,協助更多弱勢者培養資訊識讀的能力。

身處資訊紛雜的年代,真假難辨已成日常。林宗弘總結,當假訊息的類型、來源愈趨五花八門,國家、公民社會、研究者都需要持續尋找各種政策工具,完成這幅複雜的拼圖,而不應寄望快速解決的萬靈丹。

(本文由 研之有物 授權轉載;首圖來源: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