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大國」地位毋庸置疑。憑藉廉價勞動力、完備的產業生態圈、相對寬鬆的監管環境、低廉的稅費負擔與有競爭力的匯率政策等多重優勢，中國早已被稱為「世界工廠」。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中國製造業的強大國際競爭力：從豐富的人力供給到緊密配套的零組件供應鏈，以至相對寬鬆的環保與勞動法規，中國為全球品牌提供了成本優勢和效率支撐。然而，同時也應看到，快速崛起的中國製造業面臨新挑戰：美國等主要消費市場需求疲弱，以及美中貿易摩擦的不確定性日益上升。
長期以來，中國懷抱著從製造大國轉變為科技強國的宏偉目標，其核心在於實現科技自主自強、並在全球高階產業中占據領導地位。這項雄心壯志不僅關乎經濟發展，更深植於中國政府追求「中國人世紀」的強烈願望中。中國的產業政策具有悠久的歷史，其根本目標是發展核心技術，以促進國內經濟增長並鞏固政治基礎。而所謂的「中國製造 2025」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步發展出來的一個經濟發展口號。
「中國製造 2025」的核心目標，是將中國從「中國製造」轉變為「中國創造」，著重發展高附加價值和高科技產業。這項戰略規劃明確了十大重點發展領域，包括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如晶片、5G、工業軟體等）、機器人、航空科技以及新能源汽車等。這項計畫背後最主要的驅動力、在於掌握先進技術的自主權，並降低對外部供應鏈的依賴。對技術獨立性的追求，反映出中國對依賴外國技術所可能帶來的脆弱性的戰略擔憂，尤其是在地緣政治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從這可以發現，中國與美國正是一體兩面，一個希望成為創造性科技大國、一個則希望成為製造大國，兩者都在追求自己沒有的東西）。
然而，實現這宏偉目標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當前中國正同時面臨兩大主要挑戰：首先，是持續疲軟的國內需求。消費者支出和信心的長期問題，正對中國製造業的可持續增長構成威脅。其次，是與美國之間不斷升級的貿易戰。這場貿易和技術衝突對中國的高科技製造業，特別是半導體產業，造成了顯著的阻力。
▲ 貿易逆差極大的美中貿易。（Source：El PAIS）
內需困境：消費結構與居民支出壓力
對比強勁的製造能力，中國國內消費顯得相對疲弱──官方資料顯示，2024年中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資薪金收入占比約 56.5%，而財產性收入僅約 8.3%。換言之，住房租金、股息等財產性收益在家庭總收入中占比偏低，這暗示著中國民眾對投資和資產升值的依賴度較低，而對傳統薪資依賴度更高。不僅如此，消費支出結構亦反映出中國家庭承擔的沉重負擔。2024 年人均消費支出中，食物、煙酒占比高達 29.8%，遠高於美國 2023 年僅 11.2% 的食物支出比重。此外，住房等必需生活開支也占了中國家庭支出的顯著比重。相比之下，美國家庭的收入中可自由支配部分較大，於教育、休閒、旅遊等非必需品的支出比例明顯高於中國。
這種支出結構差異反映了中美兩國不同的社會保障和財富分配狀況。中國不少家庭必須將收入集中於住房、醫療、教育等基礎需求，留下可自由支配的餘額甚少。這一點從調查數據也可窺見端倪：德意志銀行最新消費者調查顯示，今年受訪者中有高達 52% 的人願意增加可自由支配支出，創一年來新高，然而之前受訪者中，只有約 44% 認為自身財務狀況較去年好轉，表明民眾對收入改善有所預期，但實際的生活支出空間仍然有限。消費者信心的這種「半信半疑」反應，與中國長期的儲蓄偏好、和有限的家庭負債承受能力不無關聯。
貿易戰新變數：更高關稅下的衝擊
具體的資料分析來看，中國與美國消費組成差異明顯。食品支出方面，前文提到中國家庭近三成支出是糧食、菸酒等，美國人均食物支出占比多年維持約 11%。財產性收入（包括租金收入、投資收入等）中國可支配收入占比只有約 8%。相比之下，美國普通家庭財產性收入比重通常更高，例如房貸利息、股息和企業分紅等，這讓美國人能從資產運作獲額外收入。
非必需品消費方面，中國家庭仍較為保守，根據統計，2024 年教育、文化、娛樂的支出僅占約 11.3%；美國食品、住房、醫療等必要支出比例相對較低，可自由支配消費（如旅遊、休閒娛樂等）比重更高。差異顯示，若中國要提升內需，除了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還需改善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釋放民眾消費意願和能力。
美國川普政府持續升級對中國商品的關稅壁壘，繼先前已累計的 34% 關稅後，一度再加徵 50 個百分點，使部分中國輸美商品實際稅率曾達 145%，低附加值產品恐遭擠出美國市場。同時，美國亦對中國低價小件包裹徵收高達 90% 的關稅及附加費用。面對美方動作，中國政府隨即反制，於 2025 年 4 月宣布將美國進口商品關稅由 84% 調高至 125%。而最新的情況是，中美雙方近期調整關稅，目前中國對美國商品徵收 10% 關稅，美國對中國商品課徵 30% 關稅，為期 90 天。 中方聲稱此舉是對等回應美方壓力，但也將導致中國進口商為美國高端消費品支付更高成本，進而推升其在中國市場的價格。
事實上，雖然中美彼此都有進出口貨品，但在美中貿易逆差達到 3,000 億的狀況下，即便是 30% 關稅也會讓中國的出口飽受衝擊。對於這些在當地遍地開花的中小廠家而言，突然加徵的關稅將破壞他們原有的成本結構，不得不以更低利潤、甚至虧本的價格在國內市場尋找出路。而原本受到高關稅擠壓的部分高單價商品（如紅酒），原本因關稅可能增長數倍的價格，現在也因為美中關稅降溫 90 日而得以喘一口氣。
▲ 2024 年中國人均消費相關占比。
內需代表經濟信心與消費動能
面對內憂外患，中國政府已多次強調要擴大內需，提振消費──德意志銀行 3 月報告顯示，與去年相比，今年約 54% 的受訪者表示自身財務狀況比去年好（高出平均值 10 個百分點）；願意增加可支配支出的受訪者達到 52%，為一年來最高。此調查反映部分城市居民對收入增長與經濟前景持樂觀態度，或與政府近期針對育兒、教育、養老等方面的政策扶持有關。與此同時，實際消費活動也出現增長。清明三天小長假期間，全國國內旅遊人次達到 1.26 億，與同期相比增長 6.3%；旅遊總花費則達到 575.49 億人民幣，與同期相比增 6.7%。
儘管尚難以扭轉全年低迷格局，居民在節日期間的旅遊與休閒支出依然呈現小幅增長，帶動了餐飲、住宿、交通與零售等多個服務業分項的復甦。官媒評論指出，假期文旅市場春意盎然，文化創意和傳統習俗等新興旅遊消費形式也備受歡迎，這些對於中國的消費能力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但內需不足，也是出口大國很難一夕之間改變的狀況：上半年以來，中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和核心通脹率持續低迷，甚至陷入了通縮的邊緣。官方統計顯示，2024 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比起 2023 年僅上漲 0.2%；而當前的低利率環境下，家庭偏向儲蓄而非借貸消費的趨勢尚未改變──中國央行近期雖先後下調房貸利率、放鬆三孩政策下的貸款限制，並承諾向銀行釋放更多支持民生和科技創新的資金，但消費者對未來經濟走向的謹慎仍未完全消散。德意志銀行首席中國區經濟學家熊奕曾指出，近期的信心改善給政府提供了緩衝期，但要將短期刺激轉化為持久內需增長，仍需要關鍵改革，讓政策效果得以最大化。
▲ 2023 年暴漲與疫情的結束有關係。（Source：中國國家統計局）
中國的短期政策回應
面對這一系列內外部挑戰，中國當局已經採取了一些短期刺激措施，但長遠來看，提振內需需進行更深層次改革。外媒普遍評論認為，在當前擴大消費的規模和方式有限的情況下，單靠以舊換新、補貼家電等刺激方案並非根本之策。正如經濟學人智庫的資深經濟學家徐天辰所說，中國今年將大幅加碼消費補貼預算，預計補貼總額從去年的 1,500 億人民幣，增加到今年的 3,000 億人民幣。不過北京主要的補貼限制都以低價家電、數位產品的補貼為主，顯見富裕群體的大額消費不在補貼之列。但實際上來說，制度性的改革仍有其長期必要性，包括完善低收入社會保障、增加天平另一邊的家庭收入，讓財政天平朝著低收入群體傾斜，才能有效解決長期的內需不振問題。
社會福利通常也被視為是否能增加消費意願的關鍵之一，畢竟如果你需要花費過多金額在如教育、醫療、養老的基礎需求上，你就很難有其他的餘裕可以將支配收入用於其他領域。中國在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上的投入提升，可以減輕家庭後顧之憂；而提高農村與城鄉低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則能拓寬整體消費市場。中國日報等官媒也報導：專家認為增加對社會公共福利的投資，是對衝「有效需求不足」的關鍵手段。這種觀點與國際機構的研究相呼應：一些預測認為，若中國能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從目前約 45% 提高到全球平均（60%~70%），將有助於消化過剩產能、增強進口需求，同時緩解與貿易夥伴的摩擦。
改革的難度永遠都存在，要經濟成長還是社會穩定一直都是一門藝術──尤其可能需要放棄部分「面子」工程、把更多資金投入於人民切身利益。就如羅德姆集團報告所言，中國擴大消費需要動用「數十兆人民幣的財政資源」來補貼社會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這意味著對財政和稅收體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重新分配政府支出、推行地方政府借貸轉補貼等。而每一步都可能衝擊既得利益，並在短期內影響一些中產家庭利益。以中國過往的經濟手段來看，中國當局更可能選擇緩慢改革不急進的策略，容忍增長放緩甚至通縮、以換取改革推行的時機。
中國如今正處於「強製造、弱消費」的矛盾中：一方面，強大的製造業和完整的產業供應鏈，為全球的消費品提供了一個方變得製造環境，但這導致中國恰好與美國相反，強大製造業造就強大出口產業，但好處難與 14 億人口分享，導致內需受限分配不均、經濟結構偏重製造、強大的製造也造就出口產業。貿易戰並不單純是美國受創，中國 2024 年對美出口 5,000 億美元，占出口總值的 15% 左右，關稅戰將推升美國通膨、同時也將影響中國出口商與相關從業人員，導致中國製造業的 1.2 億從業人員受到影響。在此背景下，中美關稅戰假設再度升級，無疑對雙方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 新加坡公共電視台 CNA 報導中國經濟。
2 億人富足就能撐起全中國？
中國能否推動財政、稅收、社保改革，使居民收入和消費同步增長，將直接決定經濟結構調整成效。2015 年中國的社保支出為 2.38 兆人民幣，與同期相比為 10.2%，當年中國的經濟成長率為 6.9%；短短九年間，社會保障支出達 5.08 兆人民幣，占公共預算 15.8%，已比 2015 年 13.5% 多不少。但中國低廉勞動成本，使中國雖有全球最大製造業產值，但工人保障極其薄弱，失業保險率僅 60% 遠低於美國 90%，社保支出不足使人民選擇儲蓄而非消費，都限制內需成長。另一方面 2024 年中國農村養老金平均每月 150 人民幣，也遠低於千萬人大城市的 3,000 人民幣，貧富差距更使消費水準低落，這些都是中國要增加內需消費的問題。
曾有說法認為中國 14 億人口，只要 2 億人富足即可撐起整個國家。這假設認為中國龐大人口只要約 14%（約 2 億人）達中產或富裕階級，消費力即可取代出口與投資，成為經濟成長支柱；但中國雖有 2.5 億中產階級，消費力卻集中少數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2024 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2 萬人民幣，農村僅 2.1 萬元，城鄉收入比達 2.39:1。農村人口約 4.8 億，占總人口 34%，低收入限制消費能力。即使 2 億中產階級消費力強，剩餘 12 億人低消費水位仍拖累整體內需，2024 年居民消費支出成長僅 5.8%，遠低於 GDP 成長率。
換句話說，中國要改善強出口、弱內需，經濟成長逐漸放緩時越發困難，所以出口局面勢必維持，且要想辦法現有經濟條件下提升社保環境、增加農村可支配收入與銷售，才有機會解決內需困境，也避免將來貿易摩擦衝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5 月將生效，咸認為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法案，也代表北京知道減少收入差距才能有效提高內需，過往著重都市發展政策可能轉向。
（首圖來源：Unsplash）
科技新報粉絲團
加入好友
訂閱免費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