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先進、環境整潔、國民有禮是多數人對日本的第一印象，但這樣美好的外表底下卻隱藏著對外國勞動力的剝削。《絕望工廠 日本》一書揭露了日本以留學和實習之名，行奴役和壓榨之實來對待外籍留學生的真相。光現出版為了讓更多人能正視日本勞動環境的黑暗面，特地邀請台灣勞工陣線協會秘書長孫友聯和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張烽益，探討日本的外籍勞動政策和台灣的反思。
實習生與留學生，廉價勞工的代名詞
日本長期被視為一個單一民族國家，對外籍移工的引進也相當保守。但在人口老化和少子化的衝擊下，日本近年來面臨嚴重的勞力缺乏問題，而假藉其他名義引進外籍勞動力的做法也就應運而生。引進外籍勞動人口的名義主要有兩種，分別是研修生和留學生。日本法律規定企業可以引進研修生，也就是外籍實習生。這些實習生直接進入企業工作，表面上是學習而非雇用，實際上就是從事體力勞動。留學生則是外國人來日本留學，留學的期間可以合法打工，但事實上打工才是正事，留學只是幌子。
實習生制度始於 1993 年，主要是設計給 50 人以下的中小企業和農家，並限定 70 種行業聘僱。一年只能雇用 3 個實習生，原先實習生的雇用期限為 3 年， 2016 年起延長為 5 年。目前在日本的外籍實習生約有 20 萬人，多數在工廠和農場從事日本人不願意做的粗重工作，包括耕田、養殖、建築工、油漆工和食品加工等等。這些實習生美其名是來日本學習技術，但卻演變為純粹付出勞力的奴工。
另一項外籍勞動力來源則是留學生，這項制度的始作俑者是日本第二大報社《朝日新聞》。一開始這項制度立意良善，提供獎學金讓外國學生能有機會來日本讀書，也提供打工的機會給他們補貼生活所需。但這項制度後來完全走樣，留學生成為地方分銷處填補送報勞力缺口的方法。如今日本各地的報紙分銷處，大部分的送報工作都是由越南籍的留學生負責。
▲ 左為台灣勞工陣線協會秘書長孫友聯，右為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張烽益。（Source：科技新報）
留學生的絕望工廠
2008 年日本政府啟動「留學生 30 萬人計畫」，大量擴增留學生的數量。作者出井康博認為 30 萬這個數字只是喊爽的，缺乏任何理論佐證，只是盲目的追求國際化，因此也衍生出大量的亂象。出井康博指出若排除具有通用語言優勢的英語系國家不計，其他國家根本就沒有這麼多的留學生，會喊出 30 萬人的目標讓人匪夷所思。但如今由於越南和東南亞留學生在近幾年數量大增，這個目標居然已經幾乎快要達成了。
2016 年日本登記的總留學生人數達到 27.7 萬人，創下新高紀錄。其中越南留學生在 2010 年僅僅只有 5 千人，但在 2016 年已經暴增到 6.2 萬人，短短 6 年就膨脹了 10 倍。若以台灣為對照組，與日本具有歷史淵源，喜愛日本文化又有龐大赴日觀光人口的台灣，留學生人數也僅有 9 千人，由此可知 6.2 萬是個多驚人的數目。會產生如此巨大的留學人口，動力絕不只是經濟上的薪資差距，背後更存在著特定社會網絡的推波助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本的教育機構。
日本當地的語言學校以及因為少子化而招不到生的職業學校和私立學校，勾結越南當地的留學中心，將大量的越南留學生送往日本，成為打造現代奴工的共犯結構。這些仲介喊出在日本一個月可以賺 20 萬日圓的口號，自然大量吸引了一般月薪只有 1 到 2 萬日圓左右的越南人。但其實去日本留學第一年就要繳納學費、宿舍費和仲介費等林林總總共 150 萬日圓的費用，這筆錢相當於在越南工作 7 年的薪水。多數越南人自然交不出這筆鉅款，只能欠下龐大債務。
實際上日本法律規定留學生每週打工最多只能 28 個小時，即使這些留學生工作超過法律規定，甚至去上大夜班，都很難真的每個月賺到 20 萬日圓。日本的物價高昂，要存錢並不容易。多數留學生被迫住在環境不良的宿舍，而且晚上又都在上大夜班，白天根本無力應付課業。等到這些越南留學生察覺受騙，卻又因為積欠的債務而不得不留在日本工作，難以脫身甚至只能非法居留。
大筆仲介費用害越南留學生陷入悲慘的處境，卻也是日語學校的金雞母，留學生所帶來的龐大利益讓日語學校在過去 10 年間從 200 多所成長到 600 多所。除了語言學校之外，其他私校和鄉下學校也想分一杯羹，加入招募留學生的行列。這股熱潮造成日本教育圈不少亂象，像是北海道的學校跑到東京都設分校，裡面招來的全都是越南人。
▲ 《絕望工廠 日本》。（Source：光現出版）
日本偽君子，台灣真小人
日本缺少勞動力卻又不用聘僱或移民的方式補充，而是迂迴的以留學生來填補勞力缺口。而這些不肖的日本教育機構利用高額的學費、超過正常行情的住宿費和各種巧立名目的方式壓榨留學生，讓留學生被迫在便利超商的便當工廠等多數當地人不願忍受的環境非法打工。其中有少部分得以繼續升學，很多則是不堪壓迫而回國，或是因為債務而逃跑成為非法居留的黑工。
張烽益比較日本和台灣的引進外籍勞動力的政策，直言雖然日本是偽君子，台灣只不過是真小人。他形容如果日本已經是絕望工廠，留學生是現代奴工，那台灣的移工不只是奴工，還是四肢上綑綁著鐵鍊的奴工。日本的留學生至少在打工時能選擇雇主，也能任意轉換，但來台灣的移工卻沒有選擇的權力。張烽益指出台灣在聘僱外籍移工時就不打算要他們融入台灣社會，就只是想要他們的勞動力而已。
台灣企業要引進外籍移工需要先證明這個工作沒有台灣人想做，才能透過仲介招募移工。仲介在海外找到願意來台的勞工之後簽約，自此這個人就成為企業的勞動力。試想一下，一個外國人從未來過台灣，對工作環境和雇主完全不了解，卻在簽約之後未來 3 年就隸屬於特定企業或雇主，不僅沒有辦法反抗，甚至只要逃跑就是違法。與日本相比，台灣的移工工作環境和內容只會更加惡劣，而且受不了還沒有權力離開，宛若賣身為奴。
日本和台灣都是島國，由於地理環境的限制，勞動力的流動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甚大。外籍勞動力政策的背後都有著利益團體的身影，這些利益團體為了自身的獲利，讓國家制定出對他們有利的政策，並造成無數移工的悲劇。日本留學生政策的推動者自然是教育業者和學校，為了補足少子化的學生缺口，從教育家化身為人口販子。台灣外籍勞動力政策的背後則是製造業者，讓國家為資方綁住勞動力，使企業能在合約期間合法的壓榨外籍移工。
《絕望工廠 日本》這本書披露了日本不為人知的一面，和外國留學生與實習生遭受的血汗待遇。但不能忘記的是，同樣的事情每分每秒也在身邊真實上演，移工在台灣所承受的苦難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無論是台灣或是日本，勞工總是帶著憧憬而來，卻帶著仇恨離開。瑞士作家 Max Frisch 曾說：「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無論來自何方，每個勞工都是人。勞動權益絕不只屬於本國勞工，請在外籍移工受到不當的勞動待遇時，支持他們爭取該有的權益。
（首圖來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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