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前，因為勞動人口減少以及對少子化的擔憂，彈性工作的呼聲就開始出現，但是力道還很微弱，在主要國家中在家工作的人只有一成左右，但一場疫情，全球在家工作的人數突然大幅增加，包括工作制度僵化的日本也有五成企業實施在家工作。然而隨著疫苗推出，疫情走向尾聲，這種在西方國家視為工作文化新常態的制度，在日本很難如願。
日本企業倡導在家工作最具代表性的應是富士通。據日經新聞報導，去年 7 月富士通就宣佈未來 3 年內讓日本辦公空間減少一半，辦公室員工人數限制為總數四分之一。先前有人擔心在家工作會成為邊緣人，主管無法全盤掌握工作表現，對此富士通表示將改善人事系統，讓主管可查核遠距工作的員工。
另外一些指標企業如本田汽車去年 4 月日本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時，允許近 3 萬名員工在家工作，同時引入在家工作津貼，支付增加的水電費和任何設備的費用。電信巨頭 NTT Communications 和行動電信商 SoftBank 也推出類似遠程辦公津貼。日立允許員工每週兩三天進辦公室。
疫情當下迫使企業重新評估運作方式，員工也很歡迎變革。日本人力資源科技公司 Ashita-Team 調查發現，為中小型公司工作的受訪者有七成表示希望繼續遠距工作。
彈性工作制度也是日本政府鼓勵的方向，原因是勞動人口減少，全球競爭人才趨勢下，透過提供各種工作方式來吸引和留住年輕人才至關重要，此外，政府也希望透過遠距工作可以振興日本農村，並讓日本令人詬病的舊式行政流程數位化改革。
但儘管富士通這類公司越來越多，但日本雇主和員工是否準備挑戰謹慎和保守的企業文化？日經新聞認為，日本員工仍然嚴重依賴辦公室，原因是日本典型的終身雇用模式重視員工對公司的強烈忠誠度，這種忠誠度建立在辦公室文化上。
辦公室文化潛規則使然，日本員工在家工作的生產率並不高。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一份於 2020 年 8 月針對日本企業人數在 50 人以上 1,579 家公司調查發現，將近五成企業實施在家工作，其中資通訊產業最高，將近百分百，零售業最低，只有三成。
但是即使企業實施在家工作，平均只有三成真的在家工作，資通訊業有六成，最低的是製造業不到二成。且日本人在家工作生產率並不高，相對在辦公室，員工的平均生產率只有 68.3%，資通訊業平均生產率最高，可到八成，其餘行業落在六到七成，與西方國家的調查結果截然不同。
在家工作受限的原因包括任務無法在家中完成、家裡網路環境較差、需要在辦公室執行某些任務的規章制度、缺乏面對面才能快速溝通的機會等。日本人即使希望在家工作成常態，但對疫情後能否延續這種彈性仍感悲觀。
新冠疫情走入尾聲，全世界辦公室文化變革才正要開始，但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認為，就日本而言，在家工作對總勞動力投入的宏觀經濟貢獻有限，即使碰到百年疫情，日本傳統辦公室文化仍很難動搖。
- The productivity of working from home: Evidence from Japan
- Back to the office? How Japan might work after COVID-19
（首圖來源：Flickr/Akuppa John Wigham CC BY 2.0）
